内嵌自由主义的扎根：保守主义的回归趋势

约翰·鲁杰的内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概念是从卡尔·波兰尼的市场内嵌概念借鉴过来的。在卡尔·波兰尼的概念中，内嵌是多层次的，他不但强调市场内嵌在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之中，更强调在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制度化的框架中，财物的有序生产和分配是由普遍的行为准则规训过的各种个人动机来保证的。在这些动机中，逐利动机并不突出，习俗、法规、巫术与宗教相互协作，共同引导个体遵从一般的行为准则，正是这种行为准则最终保证他在经济体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51]因此，个人和市场不但内嵌在法律之中，而且内嵌在传统、习俗、道德、宗教信仰之中。但是，在约翰·鲁杰的概念和丹尼·罗德里克的分析框架之中，^[52]都只强调国内社会稳定和物质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关系，而没有深入到精神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关系和个体的心灵秩序之中。

其实，很多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和思想家都强调过，自由市场的正常运转不能仅仅依赖于不讲道德的原子式个体依据一般抽象的法治而进行的单纯交换和契约，也要依赖于大量的介于个体与政府之间的“自发性”结合的群体（如家庭、教会、地方社群等）以及蕴含于其中的道德、习俗、传统。^[53]然而，严格来说，这些学者和思想家一般更重视个人选择和自由市场，他们所主张的只是那种特定的契合个人选择和自由市场的道德、习俗和传统，而那些阻碍了自由市场自发扩展的道德、习俗、传统就必须被淘汰。例如，哈耶克（F.A.Hayek）主张，传统的变迁是一个由成功决定的优胜劣汰之选择过程的产物，道德的变化常常会伤害人们继受来的那些情感，但这些变化并不是道德沦丧，而是自由人组成的开放社会得以兴起的一个必要条件，向市场经济、开放社会等文明状态的过渡必然要破坏那种支配小群体的团结，那种对于更具人情味和更具人格化的伦理道德的怀旧情调只是不开化的部落社会小群体的返祖本能和自然情感，因而必须让位于开放社会的非人格化的市场道德。^[54]安·兰德（Ayn Rand）则更是明确彻底否定一切道德和宗教，而认为个人主义的理性自私就是最高的道德。^[55]这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限度和现代性的限度。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还多少真正关注和重视习俗、道德、宗教信仰，而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者则大多是信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物质主义，而并不真正重视传统习俗、道德和宗教信仰。

然而，国内国际自由市场必须依托于强有力的习俗、道德、宗教化的或非宗教化的有神正信之中，否则，人性的贪欲、知识的不足、制度的漏洞等就会侵蚀和毁坏正常的人性和社会关系，引发各种各样的人性混乱、经济危机或社会灾难，进而，也就谈不上什么内嵌、扎根，而只剩下脱嵌、无根了。这不但是对社会和谐的破坏，也是对自由市场自身的破坏。这就涉及新（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和有时混淆不清纠缠不清的关系了。许多新（古典）自由主义者都认为保守主义不符合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因此都试图与保守主义划清界限。^[56]人们对某些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究竟应该归入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也是各执一词。^[57]究其原因，许多古典或新自由主义者并不真正重视传统、习俗、道德、宗教信仰，或者没有系统阐明传统、习俗、道德、宗教信仰与现代自由市场及其道德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或者其思想本身是丰富复杂的，同时包含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各自的成分，使得后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只是断章取义地片面强调了其思想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成分，而忽视或者无视其思想中保守主义的成分。^[58] 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因为，古典传统、习俗、道德、宗教信仰与自由市场及其道德、法治之间，进而重德敬神的古典（传统）与世俗物化的现代之间，有时存在着内在的紧张、矛盾甚至冲突，而在此情形下许多“真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往往就会选择自由市场而非传统道德。然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关于在现代社会中正义与善、法律与道德、公共与私人的区分和次序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基本观点其实是成问题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警惕有人借口自由市场的限度、打着道德主义的旗号而推行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古典保守主义者所认同所强调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回避或否认自由市场及其抽象法治与传统道德、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市场竞争能够促进与之匹配的新道德，但市场竞争的压力也会侵蚀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进而会侵蚀人性、毁坏文明，在此情形下，市场道德本身都失去了其根本的依托，因此应该正视和重视传统习俗、道德、宗教信仰对于人性贪欲的节制作用。^[59]

国内国际市场自由开放不能仅仅内嵌在国内国际各种表层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物质性的社会关系之中，还必须进一步内嵌在各种纯真良善的精神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关系及其所蕴含的传统、习俗、道德、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有神正信和心灵秩序之中。对此，德国新自由主义或称奥尔多（秩序）自由主义学者勒普克（Wilhelm Röpke）有深刻洞见。^[60] 勒普克反对计划经济、从坟墓到摇篮的福利国家等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极权主义，主张通过市场、价格、竞争而形成自发自由合作的经济秩序，但是，他同时也反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所共有的功利主义、进步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社会诺斯替主义等各色“主义”。^[61] 勒普克认为，市场经济就像一个空房子，它需要高于供求法则和价格竞争的强有力的伦理储备和高级秩序支撑，市场竞争和供求法则并不创造其所需要的伦理储备，反而要以这些伦理储备为前提，并且消耗着这些伦理储备，市场、价格、竞争、效率、大众化、集中化及其背后的前述种种“主义”侵蚀、消解和毁坏了人性尊严、人的内在丰富性和人类文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现代文明病的根源在于精神和宗教危机，人用自己取代了神的位置，人迷信于人自身、渎神或不虔敬的科学和艺术、人的技术成就、人的世俗王国。在市场中彼此竞争的人们必须拥有自律、正义感、诚实、公正、骑士精神、节制、公共精神、人性尊严、坚强的伦理规范、宗教信仰，才能支持市场和竞争免于退化。因此，要进行从家庭到教堂、邻里以及其他各层各种自然的和亲密的共同体（社群）的社会组织建设，用其中所蕴含的人性温暖、自然团结、邻里精神、纯真的文明感、传统、习俗、道德、宗教等制衡供求法则和自由竞争。^[62](www.zuozong.com)

可见，勒普克既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又是古典保守主义者，更是古典保守主义者。^[63]勒普克深刻认识到，国内国际自由市场经济对于保障个体和人类自由、防范国家集权和极权具有极其重要的内在价值。但是，国内国际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存在非常严重的内在局限，确保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持续发展的终极源泉不仅在于去除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集中化，更在于用古典保守主义的传统、习俗、道德、宗教信仰来节制和制衡个人主义的、自发的、自由的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

在越来越自由化、一体化的新全球政治经济语境下，国际市场自由开放不能仅仅内嵌在各国国内政府干预和各种形式的全球治理之中，最重要的是将其深度内嵌在复兴、更新、创造性转换了的各国各民族的传统、习俗、道德、宗教化了或非宗教化的纯正信仰之中。在一个与人性尊严相适应的去除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集中化的国内国际社会中，个人的角色既是经济体系中的企业家、管理者、投资者、劳动者或者消费者等各种经济活动参与者，同时又是家庭、信仰群体和各种自然的人性化的共同体（社群）的成员，家庭、信仰群体和各种自然的人性化的共同体（社群）所蕴含的节制、勇敢、公正、善良、中庸、公共精神等各种美德将会对国内国际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强有力的道德和信仰秩序支撑。这正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所欠缺的，也正是古典保守主义所重视的。从古典自由主义回归古典保守主义，将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相互结合，将古典自由主义内嵌在古典保守主义之中，这就是内嵌自由主义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