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乃刘长之子，汉文帝前元八年被封为阜陵侯，前元十六年被封为淮南王。不过，刘安治下的淮南国的范围仅有九江郡，远远不及刘长治下的淮南国拥有九江、衡山、庐江和豫章四郡。刘安五六岁时丧父，七八岁时为阜陵侯，十五六岁时为淮南王[22]。刘安从丧父到始封为王的十年，正是汉文帝开始戒备刘氏藩王并逐步加大削藩力度的十年。这十年间，身为“罪人之子”的幼年刘安，肯定不难感受到来自外界的歧视与压力。而淮南王时期的刘安，则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来自汉帝国君臣的政治猜忌。
在古代宗法社会，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死荣辱，还关系到整个家族乃至于宗族的兴衰存亡。汉文帝前元六年刘长死后，淮南国被除，四郡属汉，其四子均被剥夺王位的继承资格。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出于舆论的压力和一丝尚存的亲情，汉文帝才恢复了刘长作为藩王的死后礼遇：“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闻之曰：‘昔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如诸侯仪。”[23]四年后，汉文帝又将淮南四郡一分为三，分别封刘长的三子为王。淮南国虽然得以恢复，但刘安等人却无法得到中央政权的完全信任。这种情形其实早在刘长死后就已经出现了。“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愿陛下少留计”[24]，贾谊在陈政事文中的上述观点其实也是汉帝国君臣对淮南国现存势力产生疑虑的典型反映。
因为某种不确定感或者不安全感，人们常常会对自以为可能出现的危险表现出过分的紧张、担忧以至于激烈对抗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即为焦虑；如果一个人的焦虑具有长期性，那么其生存状态就可称之为焦虑性生存状态。自幼便生活在如此令人压抑的政治氛围里的刘安，必然会不时生发出强烈的焦虑感，并长期处于焦虑性的生存状态中。显然，刘安摆脱这种焦虑性生存状态的最佳方法就是像汉初大多数藩王那样不问政治、安享富贵以求自保，或者捐弃前嫌，“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但他又是一个不甘平庸、有所追求的人，而且由于父亲死于非命，还时时怀有复仇反叛之心[25]。这就决定了刘安只能采取以下两种互为矛盾的方式来摆脱自己焦虑性的生存状态：第一种是出世的方式，即通过寄情于道家思想和文学活动以超越令人压抑的政治氛围；第二种是入世的方式，即利用汉初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君统与宗统相争的机会趁机夺取天下，从而彻底清除令人压抑的政治氛围。第一种方式最终使刘安成为汉初刘氏藩王群体中一位不可多得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一点本书将稍后论述；第二种方式则最终使刘安成为汉初最后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阴谋家，而导致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刘安逆历史潮流而动，没有清醒认识到自己利用君统与宗统相争的机会趁机夺取天下之图谋的现实不可行性。
所谓君统，主要指天子、国君之位世代相传的继承体制。所谓宗统，主要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体制。宗统与君统不同，“在宗统范围内，所行使的是族权，不是政权，族权是决定于血缘身分而不决定于政治身分；与宗统相反，在君统范围内，所行使的是政权，不是族权，政权是决定于政治身分而不决定于血缘身分”[26]。在实行分封制的宗法社会，天子或者诸侯国国君一方面是整个国家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又是本宗族的宗族代表。这种“君宗合一”的体制，在天子或者诸侯国国君处于强势地位时，确实能够有效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关系；反之，在天子或者诸侯国国君处于弱势地位时，则很可能造成族权干预君权的严重后果。有鉴于此，秦始皇为加强君权，才断然决定废除周代沿袭已久的分封制，以防止势力强大的宗族利用族权妨碍君权。(www.zuozong.com)
刘邦平定海内之后，制定了以同姓制异姓的政策，并宣扬“天下同姓为一家”的观念。如刘邦立刘濞为吴王后，担心刘濞日后会生叛逆之心，便以刘氏家族荣辱与共的道理教诲他：“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27]刘邦这种“家天下”的观念实质上是以宗族而非国家为权力本位，这就在客观上为后来刘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君统与宗统之争埋下了隐患。因为在“家天下”观念的影响下，刘氏藩王完全有理由认为“既然‘一家’，就可以不分彼此，没必要把皇帝和诸侯王的尊卑区别得那样分明”[28]。刘氏藩王的这种心态确实是有迹可循的，如汉惠帝二年(前193年)，齐王刘肥入朝，在宴会上居然与惠帝“亢礼如家人”[29]，因而激怒了吕后。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家天下”观念不仅会使刘氏藩王产生“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的心态[30]，甚至还可能会产生但凡刘氏藩王都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想法。在刘邦和吕后当政期间，刘氏藩王大多处于“幼弱未壮”之时，尚能安守本分。刘邦和吕后死后，刘氏藩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31]。随着刘氏藩王势力逐步壮大而君权却一直保持着相对性这样一种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出现了刘氏藩王能够对新君人选的选择施加影响甚至敢于觊觎帝位的现象。如汉文帝宣称应该从刘氏宗族中选举“贤有德者”为太子，而不能“专于子”，这虽属有口无心之言，但亦可想见当时刘氏宗族能够对新君人选产生一定的影响力[32]。再如汉景帝在一次宴会上提及死后传位给胞弟梁王刘武，后来却立自己的儿子刘彻为太子，失望之极的刘武于是迁怒于朝中大臣，竟然派人刺杀了袁盎等人：“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33]
汉武帝即位之初，君统与宗统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建元二年(前139年)，刘安赴长安朝觐，遇武安侯田蚡，田蚡竟然扬言刘安将来可以继承帝位，理由之一就是汉武帝无子，而刘安乃刘邦亲孙，日后继承帝位亦符合宗统原则：“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34]田蚡身为朝中重臣，又是汉武帝舅父，却口出此言，这固然不能排除其中包含着刻意讨好刘安的因素，但也可见当时宗统对于君统的确存在着威胁。刘安素有反心，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时，吴国使者至淮南联络，刘安准备“发兵应之”，但因淮南国相的阻挠没有得逞，“淮南以故得完”[35]。素有反心并早已蠢蠢欲动的刘安闻听田蚡之言自然喜形于色，再加上身边的群臣宾客常“以厉王迁死感激”[36]，于是更加误以为自己夺取天下乃是人心所向。为此，刘安长期以来都在秘密进行夺取天下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37]，“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38]，“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39]，另一方面派女儿刘陵赴长安“约结上左右”[40]，还与原为庐江王后徙为衡山王的刘赐“除前隙，约束反具”[41]。刘安的阴谋后来被汉武帝察觉。元狩元年(前122年)，“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安自刑杀。后、太子诸所与谋皆收夷。国除为九江郡”[42]。刘安最终身死国除，选择了与父亲刘长一样的人生结局。
在长期的谋反准备过程中，刘安也曾几次打算公开起兵，但却一直犹豫不决而全都不了了之。如元朔五年(前124年)，因为宾客雷被的告发，淮南国太子面临被朝廷逮捕的命运，刘安不愿太子被捕，“遂发兵。计未定，犹与十余日”[43]；后来，刘安又与太子谋划杀掉受朝廷委任来淮南国任职的淮南国相和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然后发兵反叛，最终却“计犹与未决”而草草收场[44]。刘安不敢贸然起兵的原因自然与他优柔寡断的“书生气”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他翘首以盼的“天下有变，诸侯并争”的大乱局面并没有如愿出现。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汉武帝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励精图治，举贤用能，对外弘扬国威，对内削弱诸藩，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君统因此得到空前强化，而宗统则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形下，刘安逆时代潮流而动，其失败是必然的。当然，刘安为彻底摆脱焦虑性生存状态而最终遭遇“不终其身，为天下笑”的悲剧命运[45]，的确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但历史规律又是无情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个角度讲，刘安遭遇悲剧的命运也实属咎由自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