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融合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含有丰富的教育内容，而且也包含着一定的教育原则和多种多样的教育方法。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教化”思想和“教化”活动呈现出多个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至上性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夏商周时期出现的教育场所“校”“序”“庠”，就已经具备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功能。正如孟子所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家，都始终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论述。

中国古代一直将道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周易》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些思想都将培养人们的美好品德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孔子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是为了让人们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懂得礼仪的人。正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见，教育在培养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外，还有“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也强调了德教对稳定统治的意义，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西汉时期，董仲舒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将仁、义、礼、乐看作是治国的工具。董仲舒认为，教育在推动人性为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离开对民众的教化，“人性善”就会脱离现实，变成一种空想。东汉思想家王充也强调教育和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变得性善。宋明理学的朱熹也认为，教育是使人的德性实现自觉的根本途径。

近代以来，大部分思想家也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德育的重要作用，并将德育提升到挽救国家危亡、立志救国救民的民族高度。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都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德育是教育的根本。挽救中国，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文化教育，并将重点放在德育上，教育广大民众把自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思想家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道德教育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所强调的。任何教育，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道德教育，一种是知识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道德教育都应居于首要地位，其目的是培养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从而进一步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具有深刻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德育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坚持道德首位，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维护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注重加强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十分强调道德伦理，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大学》提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一切应从修身养性开始。孔子提出的“仁”思想，孟子提出的重义轻利、仁者爱人、天人合一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道家的“无为”“无欲”“不争”思想，以及“忠”“孝”“礼”“义”“廉”“耻”等思想都是道德修养的重要组成，都体现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1.肯定主体自觉，树立主体自信，尊重人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在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过程中，十分注重肯定主体自觉，树立主体自信，尊重人格的价值。在具体的道德修养过程中，儒家的“心斋”“坐忘”，佛家的“顿悟”等，都强调道德修养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是一个“反求诸己”的过程。要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主要依赖于个人内心的自觉和顿悟，而不在于外部。也就是说，个人只有加强自我道德的修养，才能够修炼良好的道德。这一自我修养过程，给人们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提供了可能和希望，因而也坚定了人们能够成圣成贤的信心，激发了人们的自觉能动性。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的“途之人皆可以为禹”，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肯定主体自觉、树立主体自信”的特点。道德修养除肯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树立主体的道德自信心外，还尊重主体本身的人格价值。孔子的“天地之行人为贵”，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等，都反映了对人的重视以及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人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生命，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因此，任何的道德修养都应尊重人格尊严，注重人格完善，从而实现人生价值。

2.注重道德践履，强调困境磨炼

个人有一定的道德修为，具有一定的道德素质，仅仅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是不够的，还要将这些道德修养、道德伦理和道德意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切实做到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践履这些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道德践履，强调人们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有很多。比如：《论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荀子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强调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认为“知行”要“合一”，并且要将“力行”“躬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

在实践中提高道德修养，不仅应亲身去实践，而且应善于在困境中磨炼自己，锤炼自己。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念，和平温暖的环境不易体现、修炼和检验人的道德品质，艰苦困难的环境才能更容易地修炼人们的道德精神，锤炼人们的品格素质，检验人们的道德水平。因此，必须在艰苦的实践环境中加强道德践履，才能锻炼才干，磨炼意志。正如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www.zuozong.com)

3.重视修养程序，讲究操作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修养程序和一整套的操作方法，比如立志、存养、克治、力行等。其中，最关键的程序和方法包括三个方面，即慎独、自省、改过。“慎独”，是指当人们独自居处，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也须注意自己的内心和言行，时刻注意检点自己，防止不道德的思想或行为发生。正如《中庸》中说的：“君子慎其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慎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它体现了严格的自律精神。“自省”，是要求人们时刻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省察。也就是说，人们经常地反思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辨明其中的善恶是非，反省过错，检讨品行，善于通过自我批评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达到“见贤思齐”的崇高境界。“自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它体现了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孔子说“内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些都是“自省”思想的充分体现。

“改过”，是指当一个人有了错误和过失时，就应努力改正，做到有错必改，知过必改。乐于改过、善于改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易》中“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中“改过不吝”；《左传》中“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论语》中“过而不改，是谓过矣”；都是“改过”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强调情感欲望与理性精神的统一

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很久以前，中国文化中就有关于“理欲之辩”的记载。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抹杀人们对感情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但是，这种情感和欲望的满足是要有一定限度的，应该与倡导理性精神结合起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以及对“以道制欲”的强调，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性精神的追求。同时，人也有一定的情感需要，这种情感和欲望是合理的。但这种情感和欲望必须符合社会伦理的要求，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关于理欲关系的重要论述，主要有孔子的“思无邪”，老子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庄子的“不以物挫志”“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承认人们的情感欲望是正当的、合理的，但同时都强调这种欲望和需要都有一定的限度，都必须保证人们的思想纯正、心灵美好，反对人们过度放纵物欲而玷污了人性。

在理欲关系上，王夫之是集大成者。他认为“天理寓于人欲”。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定的欲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源于人们一定欲望的推动，当然这种欲望是合理的、共同的，而不是无限的、单独的。因此，满足人们的这种共同欲望，应当遵循“天理”，这样才可以“善天下之动”。这些思想对深刻认识教育与法律、道德与利益、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采用正确的方式强化自身的道德修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情感欲望是天生具有的，而理性精神却需要后天习得。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视人们的内在品德和理性精神，提出通过道德修养的方式获得理性精神，进而实现人生的目的。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言必信，行必果”“耻其言而过其行”“不耻下问”“发愤忘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修己以敬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孟子的“反身自诚”等，都体现了人们敢于自我解剖、严于律己，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培养良好个人品质的宝贵精神，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独到之处。

（四）坚持贵和持中

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和谐，坚持“中庸”。贵和持中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人们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历史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贵和持中思想与人们常常批评的折中主义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贵和持中并不是折中，而是在事物动态发展过程中对不同程度和分寸的正确把握和选择，这有利于人们选择最佳的途径，进而获得最佳的效果，防止走入极端。现代社会所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等思想都反映和体现了贵和、持中的思想精华。“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是中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所谓“和”，顾名思义，就是和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最佳状态，也就是倡导万事万物都讲平和，讲团结，讲和睦，讲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荀子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这些思想都强调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中”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思想指出了“中”与“和”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和”包含着“中”，“中”是“和”的基础。所谓“持中”，就是讲“中庸之道”。也就是说，凡事应避其两端而取其中，切忌走极端，防止“过犹不及”，进而使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谐统一起来。

（五）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所谓“有教无类”，是指人人都应该受到教育。这是儒家著名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认为一切可能施教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受到教育，“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在收学生时，孔子没有提出任何的外在限制。只要学生能够达到拜师求学的基本礼数，他就会将其收为弟子，尽心教育，决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求学者。在教育过程中，孔子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对待，决不会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对学生有亲疏厚薄之分。也正因如此，孔子弟子三千，才华出众者数不胜数。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孔子注意到了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的问题。坚持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就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学习能力，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以达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对学生进行教育就像给病人治病一样，应根据不同的病情进行相应的治疗，做到因人施教、循循善诱，而不能千篇一律。可见，只有做到量力而行、因材施教，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六）坚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决定了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教育者通过实施教育，让受教育者接受一定的思想道德，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身体力行，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教育者只有行为端正，做到合理、公正，才会使人们信服，才能发挥示范作用，才能用道德的力量征服人心。

儒家思想中的“立己立人”“修己安人”“君仁君正”等思想阐述了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基本做法。“立己立人”，就是要求人们通过爱自己来爱他人，通过立自己来立他人，同时，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修己安人”，要求教育者以身作则，用自己的示范和榜样作用带动周围的人。“君仁君正”，也就是以身作则。孟子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坚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当代的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依靠真理的力量，同时也需要借助于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的获得，依赖于教育者自身高尚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因此，教育者首先必须具有优秀的品德、高尚的境界、完美的人格、端正的行为，做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忠实践行者和先进模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激励和引导广大群众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