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的完成对合江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影响巨大的民族融合。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宋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每一次民族融合的完成，都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空前强盛的统一局面。

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合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秦汉时期，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充分，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政权分裂、战乱频仍，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漩涡之中。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民族融合过程加快。这个时期，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存在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中原地区形成的胡汉杂居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五胡”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之时，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在南方，自秦汉以来，不少华夏或汉族民众大批进入南方地区、西南及岭南地区。同时，豫州、荆、雍州的居民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5]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四川，因北宋真宗咸平年间将川陕路分为益州、梓州、利州、虁州四路，合称川陕四路，简称四川路而得名。东汉以后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迁入四川地区，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四川腹地不断有南方少数民族迁入。川南地区许多地方遍布少数民族，暂时中断了汉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直到两宋民族融合完成，汉文化才又显出突出特点。

自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为户籍相伍”制度，到汉武帝时正式施行“编户齐民”，规定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兵役。汉制对初郡的少数民族，一般不属“编户”，“以其故俗治，毋赋税”。^[6]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犍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共有编户27万多户，163万人，《后汉书·郡国志》则云：犍为、牂牁、越巂、益州、永昌五郡共有编户56万多户，331万多人。这些编户多半是汉民和趋于汉化的少数民族。东汉王朝倾覆后，中原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减弱，少数民族开始向内地迁移，“编户”在很长时间内缺载。两晋之际，被称为“巴氐”实则为賨人（板楯蛮）后裔的李氏兄弟率西北流民南入成都，建立“成汉”政权（306—347），此后巴蜀地区先后经历了东晋、前秦、谯纵、宋、齐、梁、西魏、北周等政权的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社会纷扰不已。原来聚居在山区的大量原住少数民族纷纷“出山”，甚至攻城略地。情况大体如《魏书》中所载：“建国中，李势在蜀，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7]

南朝时期，南方的少数民族有蛮、僚、俚、爨四大系统，其中，蛮的活动范围，遍及今湘、鄂、豫、皖、赣、川、渝等省市。蛮在语言上不一致，地域上不相连接，在以后的发展中，他们有的融合于汉族，有的与今天的土家、苗、瑶和仡佬等族有渊源关系。隋唐时期，蛮分为两支，一支是“盘瓠之后，其来已久”，另一支是廪君巴蛮之后，这两支蛮分布于今湖南、湖北、重庆东部一带。俚散布于今天湘、广山区，一部分俚人与汉人杂居，同于编户。爨人主要分布于今云南地区。僚人称谓最开始出现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广西云贵地区，僚常和俚并称“俚僚”“夷僚”等。唐后期“俚”的称谓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僚”。

蛮、俚、爨人与合江历史发展的联系相对较小，与合江地区历史发展关系较密切的是僚。僚在秦汉时称百濮。先秦时期整个川南地区，总体上处于“荒服”地带，朝廷“因其故俗而治之”，中央政府对其态度则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禁。武王伐纣，其联军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蔡沈注《尚书》云：“庸、濮在江汉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8]武王克商后，周疆域扩大，“巴、濮、楚、邓，吾南土也”^[9]。与合江历史联系紧密的巴、僰、濮进入周王朝管辖的范围。根据文献记载和文物遗存，合江地区的居民，历史上属西南夷，具体地说，应是百濮。联系到合江上游宜宾一带（僰道县）有着“本有僰人”，后来随着“汉民多，渐斥徙之”，才逐渐成为汉民聚居之地的文献记载，以及今天毗邻的珙县、兴文等地多僰人悬棺的事实，我们可以判断，春秋以前，合江地区的主要居民应该与僰人等族属有关，是百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僚）中的一支或数支，他们是合江地区的土著。吕思勉先生曾指出：濮，《周书·王会解》作卜，“卜人作丹砂”，孔颖达注“卜人西南之夷”，王应麟补注“卜人即濮人”，《说文》作僰，都是一音之转，他们就是汉朝时期的夜郎、滇、邛都诸国。^[10]在云南、贵州一带，濮常与僚相混。

四川自古称巴山蜀水，巴在东，蜀在西。春秋时期，巴国开始见于史籍，为巴人所建。巴人先居于湖北与四川（重庆）交界处，后逐渐扩展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区域，合江地区即在巴国辖区。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合江境内的居民应该是巴人和濮人混居，巴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11]，由于巴人处于强势地位，合江地区的文化纳入了巴文化的范畴。巴蜀文化交相影响，《华阳国志》载蜀王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12]。巴蜀之西、之南为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他们包括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族群，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农耕、游牧状态。其中，居于巴蜀之南的是南夷，主要是夜郎等，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夜郎境内的民族大部分为“夷僚”，居于蜀之西及西南的是西夷。从汉所置郡县分，居犍为、牂牁郡的是南夷，居越巂、益州郡的是西夷。牂牁郡17县位于夜郎地区，都有僚人分布。

巴蜀自古以来与西南夷联系密切。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设巴郡、蜀郡，巴、蜀二郡成为我国西南最早实行郡县制的地区。周赧王三年（前314），秦又“分巴、蜀置汉中郡”。合江属巴郡，是巴蜀地区与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咽喉之地。

秦汉时期，巴蜀之民与西南各族的经济交换密切，往来频繁。“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13]合江与西南夷中势力最大的夜郎接壤，自很早时候起就有商道与夜郎交往。

秦汉之时，巴蜀与南夷的交通主要有两条道路^[14]，一是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5]《华阳国志·蜀志》载：高后六年（前182）筑僰道城（今宜宾），此地“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16]，此道去滇。另一条是唐蒙通夜郎道，即《汉书·西南夷传》“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苻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17]的那条道，此道去黔南，是很早就存在的“巴蜀民或窃出商贾”“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18]的民间商道，起点在“巴苻关”。苻关即符关，即今之合江县城南关。王念孙指出：“巴苻关”在泸州合江县。^[19]乾隆版《合江县志》载：“符关，在县南。”民国版《合江县志》更进一步指出，符关“为自蜀入黔要隘。汉中郎将唐蒙，从巴符关入夜郎，即系此道”^[20]。秦灭蜀后，动员“秦民万家”入蜀。秦统一后，又下令把一批六国的工商富豪和能工巧匠迁移到巴蜀。因此，秦汉时期，四川地区汉化趋势不断增强，巴蜀二郡的中原文化骤然繁盛，故《华阳国志·蜀志》有“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和》之咏，侔乎《二南》”^[21]之赞。

但是，西南周边地区传统上是蛮、夷、汉交错杂居之地。蛮夷时而归服，时而叛变，郡县废立不定，比如西夷莋都在秦时属蜀郡，西汉初年为汉政权暂时放弃，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6）才又重置郡县。公元前135年，唐蒙通夜郎后，汉在夜郎地区设郡县，到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30）因“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派公孙弘往视问焉。公孙弘“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汉武帝听从建议，“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22]。东汉王朝崩溃后，中央政权对西南夷地区控制力减弱，泸州、宜宾地区汉化程度开始下降。这种状况持续到唐宋，陆游到宜宾曾与僚民近距离接触。“访山谷故迹于无等佛殿。西庑有一堂，群蛮聚博其上……椎髻獠面，几不类人……时方五月，皆披毡毳，臭不可迩。”^[23]南宋范成大在过宜宾、泸州时曾云：“泸叙过江即夷界。”^[24]说明南宋初年，泸州、宜宾一带少数民族的势力还相当大。(www.zuozong.com)

合江古属巴，与夜郎接壤，境内汉夷杂居是自然而然的事。《华阳国志·巴志》云：“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其属有濮、苴、共、奴、夷蜑之蛮。”^[25]春秋战国时期，濮人主要居住于楚国西南部，即今重庆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云南等地。百濮族部落众多，分布广泛，江应梁先生曾指出：古代的濮和越、百濮和百越是一个民族，在一些文献中所记载濮和越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在蜀地以东，楚地以南和西南，直至整个云贵高原，都有百濮人的分布。直到春秋中叶，百濮仍是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26]孔颖达《正义》云：“孔安国云‘庸濮在江汉之南’。是濮为西南夷也。《释例》曰：‘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史记·楚世家》说：楚武王（？—前690）“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27]。公元前523年（周景王姬贵二十二年，楚平王熊弃疾六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28]受到楚国挤压的濮人开始溯长江而上、定居在巴蜀盆地（四川、重庆）与云贵高原交界地区，故左思《蜀都赋》云：“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合江地处盆周乌蒙山、大娄山余脉，濮人入居应为情理中之事。

魏晋时期百濮称僚，《魏书·獠传》：“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29]“獠”不是单一民族称谓，“略无氏族之别”，除巴蜀地区外，西南、华南很多民族都有此称。“蜀本无獠”，但公元4世纪，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僚人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四川地区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僚人。西晋永嘉五年（302）后，四川南边的犍为郡、僰道县就有大批僚人入住。东晋咸康四年（338）开始，原居住在牂牁，今贵州境内的几十万僚人开始北上入蜀，散布在梁、益二州境内，史称“僚人入蜀”。郦道元《水经注·漾水》云：“李寿之时，獠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30]“李势在蜀，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31]僚人大量入蜀，分布在“自汉中以达于邛笮”的广大区域内。据《晋书·地理志》载，西晋在今四川、重庆范围内设置了蜀、犍为、汶山、汉嘉、江阳、朱提、越雟、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建平等15郡，除新都一郡外，其他十四个郡都有僚人的踪迹。其中以岷江、沱江中下游和渠江上游地区，即晋代之犍为、巴西二郡最为密集。所以《华阳国志》载：“蜀土无僚，乃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32]僚人挨山傍谷，与土著蜀人杂居相处，许多地区势力超过汉民，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处于渔猎、刀耕火种阶段，保留着“保据岩壑，依林履险”的生活习俗。东晋时期在僚人淹没的地方不置郡县，今宜宾、泸州均没于夷僚，至西魏、北周时才重置。岷江、沱江流域的僚人是在北周和隋唐时期才纳入封建统治下，融合大约完成于两宋之际。至于长江以南地区的僚人，唐末才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33]

僚人入蜀对四川地区的民族构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四川少数民族的成分结构和分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益州有僚10万余。到南北朝中期，僚人口大增，僚人和“夏人参居者颇输租税，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34]。僚支系繁多，各部首领彼此不相统属，“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35]。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汉人稀少，僚人的生存空间大为扩展，几十万僚人入蜀。据研究，僚人最多时高达三百万以上，超过原有的汉族居民。僚人入蜀一方面增加了劳动人口，另一方面，则使巴蜀地区的民俗与文化发生了极大变化。据《魏书》记载，僚人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其居处“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其社会组织“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其葬俗为“死者竖棺而埋之”。其民俗“好相杀害，……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畏鬼神，尤尚淫祀”^[36]。唐代时，“戎、泸间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37]。泸州“其夷獠则与汉不同，……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崖穴”^[38]。同治重修《嘉定府志》记载，泸叙相连而处处可见的僚洞，皆晋宋间僚人所凿，这些石洞至今尚存。《安岳在线》曾发布《探秘安岳蛮子洞》一文，文中提到在安岳深丘地区的双龙街乡至少有几十个密集分布的“蛮子洞”，均在悬崖石壁之上。大部分蛮子洞的洞口成正方形或长方形，少数是圆拱形。洞口大多高1.5米以上，洞顶成拱形。一般的洞子宽3至4米，深4至5米，高2至3米，地平面积20平方米左右，蛮子洞内经过打凿，錾子纹路很粗，每个洞窟里都有石床、石灶、石水缸等生活设备。安岳县的专家推测这些“蛮子洞”实际上是僚人的家园。^[39]

图1-1　安岳发现的“蛮子洞”

（自左至右依次是蛮子洞外观、洞内石灶、石床）

僚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原巴蜀居民，“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40]，大量僚人的入蜀使两汉以来巴蜀繁荣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这种情况在僚人散居，不置郡县的地方尤其明显，直接导致该地区文化教育的衰落，使两汉以降不亚齐鲁的巴蜀地区文化出现衰退。

巴蜀地区民族构成的变化和文化的衰退，在合江所在的泸州、宜宾等川南地区尤为明显。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戎州”条载：“李雄窃据，此地空废。”^[41]卷三三　“泸州”条载：晋穆帝（345—361）时桓温曾驻军于此，“后为獠所没”，泸州属县江安县，“本汉江阳县地也，李雄乱后，没于夷獠”。《太平寰宇记》载北宋初年泸州户数为汉户2 047，僚户2 415，^[42]僚户已显著超过汉户。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合江的行政管理变迁上。史载合江自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设符县后，先后经历了符信县（王莽新朝）、符节县（东汉、蜀汉）、符县（西晋）的演变，东晋穆帝时，置安乐县，《元和郡县图志》云：“本汉符县地，晋穆帝于此地置安乐县。”^[43]至南北朝梁武帝时（502—549），撤销安乐县，置安乐戍。戍是边防营垒城堡、军事要塞，合江地区数百年来均是设县，至南朝时改设戍，说明此时僚人确实威胁到巴蜀内地安全。

僚的大举入居，使宜宾、泸州整个川南地区布满僚人，“戎、泸间有葛獠，居依山谷林箐，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44]。朝廷不得已设羁縻州因俗而治。《旧唐书》载：泸州都督溱、珍、晏、纳、奉、浙、巩、薛、顺、思峨十州，“皆招抚夷獠置，无户口、道里，羁縻州”^[45]。羁縻十州所置年代在仪凤二年（677）至大足元年（701）之间，各州亦多为“开山洞置”或“招生獠置”，戎州都督府则　“羁縻州十六，武德、贞观后招慰羌戎开置也”^[46]。刘复生的研究证实，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戎州都督府下设置了六十三个羁縻州，泸州都督府下设立有十四个羁縻州。羁縻州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无户口、道里，其与唐朝地方政权的关系也很松散，诸书记数不一就十分正常。^[47]这种状况延续至宋，这些蛮，既包括早先的僰人，也包括入蜀的僚人，还有晚期进入川南的乌蛮。《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五《蛮夷四》记载：“泸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汉以来王侯国以百数。”“又有夷在泸州部，亦西南边地，所部十州：曰巩、曰定、曰高、曰奉、曰淯、曰宋、曰纳、曰晏、曰投附、曰长宁，皆夷人居之，依山险，善寇掠。”^[48]按宋制，在矿冶、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置“监”，在军事要津、扼控地区设“军”，今宜宾、长宁一带产盐，故设淯井监。“淯井监者，在夷地中，朝廷置吏领之，以拊御夷众，或不得人，往往生事。”“皇祐元年二月，夷众万余人复围淯井监，水陆不通者甚久。……数月然后平。”^[49]

僚人“其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50]。泸州蛮僚与官军相互争斗不已，如所用非人，则动乱更甚，朝廷因此头痛不已。开宝六年（973），泸州又因地方官处置不当而出现蛮僚反叛事件，朝廷命钱文敏知泸州，临行前宋太祖召见他，告诫道：“泸州近蛮獠，尤宜抚绥。闻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敛不法，卿为朕鞫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51]夷夏之间的融合需时日，直至南宋之初，宜宾、泸州城池仍然衰败，范成大经过戎州（宜宾）、泸州，看到的是一派破败景象，他写道：“旧戎州在对江平坡之上，与夷蛮杂处。……对江诸夷皆重屋，林木蔚然，盛暑犹荷毡以观客舟之过江。”“泸郡近年以为帅府，井邑草草，不成都会，亦以密迩夷蛮故也。”^[52]《方舆胜览》也称泸州“最近蛮獠，为边隅重地”^[53]。自汉以后长达六七百年时间内，川南地区，包括大量发现汉石棺的合江，汉文化在文献记载及历史遗迹之中毫无踪迹，直至南宋时期，才又出现承载汉文化的宋墓石刻。《太平寰宇记》载，泸州地区“唐开元，户一万六千五百九十四，皇朝管汉户二千四十七，獠户二千四百一十五。”^[54]僚户比汉户多，到宋徽宗崇宁年间，泸州的户数44 611，已经不再区分汉僚了，也就是说僚人基本完成汉化。泸州地区又成为文化兴盛的地方，今天省辖市泸州辖区内，泸县、合江发现大量南宋墓石刻，纳溪、叙永等区县，也有数量不少的宋墓石刻发现。

僚人汉化的完成，使得历史上曾经布满巴蜀的僚人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之中，由于僚人文化程度低，缺乏对其的文献记载，我们只能从川南地区的民俗、墓葬中去寻找他们留下的痕迹。僚人汉化，为川南地区的地方文化增添了新的因素，僚人好勇争胜的逞强精神与儒家忠义尽节思想的融合，使川南一带的民风在彬彬有礼之余又具有一种强悍勇敢的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