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竞争下的中美合作：布什总统与特朗普政策的思考

里根总统的任期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的建设重点转移到经济上，里根总统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地位，但其也很快就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意识到经济合作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里根在1984年访华前表示“这次访华要竭尽全力推销美国产品”，充当“推销员”的角色。可见，里根总统还是比较主张相对密切的中美经济往来，尽管也有不和谐音的存在，但总的来讲，美国在技术、投资、金融等领域都在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并帮助中国恢复了在关贸总协定（GATT）中的席位，为日后中国加入WTO奠定了基础。

接任的布什总统曾做过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仍然认为“美中合作对美国的战略、经济利益和政治具有长期的重要性”，所以在“对华孤立”的呼声中，还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中美合作的基础，主动采取措施与中国恢复联系。因此，随着中国国内形势趋于稳定，布什总统不断深化“接触（Engagement Policy）政策”，除了双边管道，也通过多边机制或地区机制等平台不断接触中国，与中国保持交往。所以说，尽管在这段时期里存在很多困难，但布什总统的对华政策还是颇为正面，使中美之间的主要合作得以延续，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与布什不同，克林顿总统的对华政策中既有“接触”，也有“遏制”，相对来说较为强硬，把很多政治问题加入到经济关系中，但他也认识到应该同中国进行“广泛的交往”；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邓小平的南巡，对市场经济的地位进行了确认，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总统也适时进行调整，转而加强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并延续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随着第二任任期的到来，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更为积极，形成“全面接触”，并强调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要与中国建立信任、加强合作。

经过克林顿总统的8年任期，中美经济合作关系已经基本稳固；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继续推动中美经济关系深入发展。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小布什继续了克林顿总统在中国加入WTO上的支持。他认为，入世不仅对中国本身是有益的，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WTO其他成员也会带来好处。但是，随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和不断的深化改革，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发展迅速。于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逐渐形成，美国开始认为中国是其巨额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而这背后主要是被抑制升值的人民币。因此，小布什政府开始就人民币问题给中国施压，人民币汇率自此成为美国关注中国的一个重点。同时，保护知识产权成为另一“焦点问题”，因此还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特别301调查”，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

从克林顿总统任职开始，尤其是到小布什继任前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和货币关系就成为影响总统对中国经济考虑的重要线索，下图给出了1992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情况。(www.zuozong.com)

图14-3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及美元/人民币汇率

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首先要面对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这段时间更为重在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协同合作，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就成为了美国寻求合作的重点对象之一。因此，两国在全球经济领域有更加频繁的互动，彼此的依存度也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美国也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积极合作，推动了G20的发展、IMF的改革等。但在贸易方面，中国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已经持续了多年，由于受到国内经济形势以及政治压力，奥巴马不得不将美国对华政策推向相反的方向，而且，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一方面，奥巴马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民币等问题，另一方面开始在全球贸易规则上排斥中国转而推动TPP，旨在制订一套更高标准的贸易准则，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张颖在判断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时，也认为中美关系并没有实现预期中的迅速接近，反而出现一定摩擦，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政策调整因素，还源于中美之间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标准差别。而张建新在《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一文中对奥巴马的对华态度有着更为积极的看法，认为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具有对称性。

到了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年（2017），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75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这可能就直接激发了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初开始的一系列对华贸易政策，引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战。Ted Kramer（2018）的想法就印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美国虽然以“301调查”结果为由对中国进行贸易限制，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才是主要原因。学者杨其静也在2016年就给出了预判，认为特朗普较为轻意识形态而更为聚焦经济竞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会不掩饰地抛开各种面纱、大胆地集中火力，采取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力量实施精准打击。因此，特朗普的当选很可能对中国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述几位美国总统的对华态度也反映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理想主义”可以追溯到一战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国际社会原则；从里根到克林顿到奥巴马，尤其是早期，中国是体量很大、但非常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总统的“理想主义”色彩很浓，有一种“从高而下”的帮助感。但是，随着中国在2000年左右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就会慢慢减少，转而变成一种“不安全感”、甚至是一种“被威胁感”，还有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两国体制差异方面的“失望”，美国开始慢慢转回到“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同时，奥巴马总统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继续推进“理想主义”的做法，比如推进TPP，意图建立一个更高标准的世界贸易规则。而到了特朗普总统，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从来没有从政经历，也没有受过传统的理想主义熏陶或教育，所以从上任到现在，他一直奉行“现实主义”（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成功商人的经验）；尤其是2017年在他第一个任期年里中国的经贸数据非常“触目惊心”，所以2018年就开始对中国实行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这种“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在贸易领域，还表现在外商投资领域（即前文中提到的2018外商投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