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方式与风格优化

对布斯《小说修辞学》“遗产”的有效继承与发展，使李建军的批评立场、话语方式带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情怀，往往能够给读者温暖的精神观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温暖并不是道德的滥情之功；恰恰相反，它是李建军冷静细致的批评方法之效。对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归纳、推演，给作家、读者提交批评对象文体、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病象报告”，是李建军批评的主要选择。

文体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的风格和题材，是任何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批评家也不例外。考察小说家的文体选择是否与作品的内容与主题相宜，是否收到了良好的修辞效果，是李建军批评的关注点之一。在《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一文中，李建军首先对莫言的文体进行了批评。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说，《檀香刑》的文体主要是受了山东高密乡一种叫作“猫腔”的小戏的影响而作出的选择，故“大量地使用了韵文”。而李建军则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修辞选择，因为“它缺少变化的灵动姿致，显得呆板、单一和做作；徒具形式上的‘夸张’而‘华丽’的雕饰，而缺乏意味的丰饶与耐人咀含的劲道”^[15]。随后又从语言、情节等方面加以论证，有力地指出了莫言这部小说的缺点。对贾平凹《怀念狼》的批评，也是从文体开始。作为具有寓言文体性质的作品，《怀念狼》中狼的形象的象征与隐喻无疑是作品的关键。李建军认为，从既往的文学经验来看，狼的形象塑造，可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前者“象征着孤独、愤怒、被逼入绝境的绝望的生存者，象征着那些拒绝接受现存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而与社会保持着疏离姿态甚至对抗姿态的人”，后者则因“它的凶险而残忍的本性，使它适合用来象征那些给人带来恐惧、威胁和伤害的否定性力量”^[16]。但是贾平凹《怀念狼》中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从《怀念狼》的主要情节，即叙述“狼灾成患—猎狼—护狼—护狼时又猎杀狼—最终又保护狼”而得出的。在李建军看来，情节的混乱与反复，人们对狼的态度的暧昧与犹疑，说明“狼作为一个象征形象是失败的，是作者用话语碎片胡乱拼凑起来的形象，它看上去模糊不清，内里则空空如也；而那些关于狼的议论性文字里的作者的思想，不仅荒唐离奇、匪夷所思，而且是反人道的，根本无助于强化狼的象征意义，无助于升华小说的主题”^[17]。从文体方面细致地展开批评，在《草率拟古的反现代性写作——三评〈废都〉》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此地不再详述。

对语言病象的查询，继而通过语言问题，发现作者写作态度的健康、认真与否，是李建军批评文章的又一关注点。语言是任何小说家都逃不过的关口，语言的好坏往往直接影响小说意义的表达以及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和共鸣。在《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一文中，李建军本着“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则，大量列举了《檀香刑》中的病句。从“文白夹杂”“不恰当的修辞及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拙劣的比喻”“叠床架屋的冗词赘句”“油滑”五个方面批评了《檀香刑》的语言病象，举例翔实，分析精当，指出“语言的粗糙和生涩，说明莫言在文体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18]。同样，在批评《尘埃落定》时，李建军也通过大量举证的方式，罗列并分析了《尘埃落定》的四种语言病象，最后指出“《尘埃落定》的语言，主观性太强，也许不乏诗意，但似乎并不是成功的小说语言；它实在太空、太飘、太碎、太绕，缺乏抵近人物内心世界的力量，不能在作者与人物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积极的话语关系，不能在作者与读者、读者与人物之间营构一种理想的精神交流情境”^[19]。通过语言病象的分析，考察作者的写作态度，批评那种傲慢的、无视读者存在的作家、作品，揭示当今“消极写作”的不良趋势，是李建军批评的重要特点。在他的其他文章，如《一次没有收获的阅读——评〈一腔废话〉》^[20]《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评〈看麦娘〉》^[21]中，这种方法多次使用，并证明其行之有效。(www.zuozong.com)

关于修辞技巧，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做过宏观与微观的划分。“宏观修辞主要是研究叙事层面的小说修辞技巧，而微观修辞则是讨论具体的修辞格被延展性运用于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性质、特点和样态。”^[22]微观修辞的技巧分析主要涉及语言分析，上文已论述。这里，我们主要探讨李建军批评中所运用的宏观修辞部分的理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李建军重点考察作家运用的与叙事相关的宏观修辞技巧（诸如视点、距离、讲述与展示、声音、时空、人称、节奏等）在作品中是否合理，是否取得了成功的修辞效果，以此来判断作品的优劣。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以“视点”及相关问题为例。李建军认为：“视点乃是小说家为了展开叙述或为了读者更好地审视小说的形象体系所选择的角度及由此形成的视域。在小说的讲述过程中，作者必须通过角度的选择和控制，来引导读者从最佳的角度观照、进入小说的现象世界。就此而言，视点意味着作者的选择和强调，甚至意味着作者的态度和评价。”^[23]基于此，李建军认为作家阿来在小说《尘埃落定》中用二少爷——傻子作为叙事者是一次失败的修辞选择。“傻子”显然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指那些在智力、道德、人格上存在严重问题和缺陷的叙述者），他不可能提供任何可靠的判断，因此“只有通过作者利用可靠的修辞手法来解决问题”^[24]。但是“阿来想用含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他既想赋予‘我’这个叙述者以‘不可靠’的心智状况，又想让他成为‘可靠’的富有洞察力和预见能力的智者”，并且“试图在客观真实的意义上同时写出‘我’的傻与聪明”^[25]。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叙事者“我”忽然傻到极致，又忽然聪明地可以洞察现实的复杂，甚至预见未来；“我”没读过书，只认识几个藏文字母，但却可以是诗人，又是哲人（小说中有大段透过“我”的眼睛看到的充满诗意和哲理意味的描写片段），这显然是有违常规的。李建军指出“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对不可靠叙述者的过于随意的利用，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浮面的巧妙’，而缺乏基于对人物充分了解和尊重的客观性”，“再加上作者在文本领域内的‘暴政’和‘专制’，人物的虚假和苍白，叙述的混乱和糟糕，几乎就是难以避免的”^[26]。所以，“作者必须充分尊重自己笔下的人物，充分地了解人物，把握他的个体规定性和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有这样，他才能写出有尊严有生命的人，而不是被奴役、无个性的苍白的符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