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PPP项目合同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法律秩序与正义是司法审查的重要使命。但是，PPP项目合同是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历经繁琐程序、反复磋商达成一致的成果，承载着广泛的公共利益，若法官发现合同违法即判决该合同无效，则很可能导致项目中断，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资本方都必将承受巨大的损失，公共服务的提供也难免出现迟延。因此，法院在处理PPP项目合同争议时，必须时刻谨记兼顾好合同的稳定性和合同的合法性。德国稳健性线性突破措施以及法国的先合同紧急诉讼制度、合同紧急诉讼制度都致力于将合同合法性争议集中于缔结阶段快速解决，以避免将合法性瑕疵留存到合同的履行阶段，既维护合同合法性又及时止损。而进入合同履行阶段后，则以维护合同安定性为优先目标，积极推动合同实现，避免合同当事人利益与第三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法国行政法院将“合同无效之诉”转变为“合同有效之诉”，根据合同瑕疵严重程度作出不同效力判决，德国将行政合同的效力形态缩减为有效或无效两种，违法行政合同仅在法定情况下才无效，《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民间及官方修正草案主张PPP项目合同的无效后果要在行政合同的无效后果基础上进行弱化，亦是追求合同合法性与合同稳定性之平衡。
【注释】
[1]参见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7～518页。
[2]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国际PPP法制建设与实践——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国际调研报告（上）》，《中国经济导报》2016年11月29日，第A02版。
[3]L’article 11 de l’ordonnance n2004-559 du 17 juin 2004 sur les contrats de partenariat.转引自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4]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
[5]参见［法］罗朗·里歇：《法国的行政合同及其法律适用规则》，载杨解君编：《法国行政合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
[6]See P.P.Craig，Administrative Law，Sweet and Maxwell，1994，PP.567-568.转引自郑雅方：《论我国PPP协议中公私法律关系的界分》，《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7]参见徐琳：《法国公私合作（PPP）模式法律问题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8]Laurent Richer，Droit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9e edition，LGDJ Lextensoédition 2014，p.154-155.转引自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9]Laurent Richer，Droit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9e edition，LGDJ Lextensoédition 2014，p.154-155.转引自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10]Laurent Richer，Droit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9e edition，LGDJ Lextensoédition 2014，p.154-155.转引自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11]参见陈天昊：《法国行政合同紧急诉讼制度介评》，《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年第4期。
[12]参见陈天昊：《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竞争之间法国行政合同制度的起源与流变》，《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13]参见陈天昊：《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竞争之间法国行政合同制度的起源与流变》，《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14]参见陈天昊：《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竞争之间法国行政合同制度的起源与流变》，《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15]CE，11 mai 2016，Nos 383768，383769.转引自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16]Laurent Richer，Droit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9e edition，LGDJ Lextensoédition 2014，p.183-184.转引自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17]参见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www.zuozong.com)
[18]参见陈天昊：《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19]虽因受制于欧盟保护供应商利益之要求，德国门槛金额以上的公共采购适用《反限制竞争法》规定，被认为是适用一元民事救济渠道。但无论对门槛金额以上还是门槛金额以下的政府采购，均有人提出应适用“双阶理论”，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也已有部分行政法院对门槛金额以下的此种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政府采购适用“双阶理论”。具体参见王夏侯：《论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南京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22页。
[20]Juergen Kuehling，“Grundprobleme vo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ZJS 2/2011，S.114.转引自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1]See Bonk，“Die Fortentwicklung des oentlich-rechtlichen Vertrags unter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r Public Private Partnerschip”，DVBL.2004，141.转引自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2]李训民：《公法契约之控制——从公私合伙架构谈起》，《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3]Kopp/Ramsauer，Vw Vf G，11.Aufl.2010，§54 Rn.40b.转引自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4]Schenke，Verwaltungsprozessrecht，12.Aufl.2009，Rn.123.转引自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5]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2页。
[26]参见杨欣：《行政合同诉讼比较研究》，《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7]［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06～507页。
[28]《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行政合同无效事由：（一）因准用民法典规定而生无效的，公法合同无效。（二）因第54条第2句所指的合同在下列情况亦为无效：1.如行政行为具有相应内容为无效的；2.如行政行为具有相应内容，就会因不属于第46条所指的程序或形式瑕疵而违法，且合同签订者明知这一点的；3.不具备订立和解合同的条件，且行政行为如具有相应的内容，即会因不属于第46条所指的程序或形式而违法的；4.行政机关承诺第56条所不允许的对待给付。
[29]Schuppert，Verwaltungskoopertationsrecht，S.124.转引自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30]Kopp/Ramsauer，VwVfG，11.Aufl .2010，§59 Rn.l.a.转引自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31]［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0页。
[32]Vgl.Reicherzer，aaO.（Fn.57），S.604.转引自程明修：《公私协力契约与行政合作法——以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之改革构想为中心》，《兴大法学》2010年第7期。
[33]Vgl.Schmitz，aaO.（Fn.40），S.57.转引自程明修：《公私协力契约与行政合作法——以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之改革构想为中心》，《兴大法学》2010年第7期。
[34]参见于安：《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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