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藩国文化与文学：国家形象传播的散体大赋

汉初骚体赋和散体大赋分别源于先秦时期的楚辞和荀赋。荀赋与楚辞不同，它不重抒情而重状物，是早期的咏物赋。枚乘等汉初文士开拓了咏物赋的书写空间，赋体的篇幅变得宏大，赋体的创作范式也大有别于早期的咏物赋，于是散体大赋出现了。散体大赋经过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引起了汉武帝的关注，并从此走向辉煌，成为传播汉帝国“大一统”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工具。

汉武帝对散体大赋和司马相如的关注缘于一次偶然的发现：“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65]汉武帝之所以惊叹于《子虚赋》，是因为《子虚赋》的创作范式高度契合了他的审美标准。

首先，《子虚赋》以国家为创作本位。国家至上的观念在汉初多见于策士之文，策士之文往往立足于国家立场从而表现出以国家为创作本位的特点，贾谊的政论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其名篇《陈政事疏》云：“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66]至于骚体赋和咏物赋，前者重在抒发一己悲情，后者局限于描摹具体的物象，二者均未能以国家为创作本位。散体大赋出现后，即使是《七发》这样公认的奠基之作，也表现出了立足于解决个人如何加强精神修养的问题从而尽显以个体为创作本位的特点。与《七发》不同，同属散体大赋的《子虚赋》则是以国家为创作本位，立足于如何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问题。在赋体创作占据主流地位的汉初文坛，《子虚赋》开辟了赋体作品以国家为创作本位的新路，具有开历史先河的重大意义。

其次，《子虚赋》以正面歌颂为创作宗旨。这篇赋先用大部分篇幅描写楚王游猎的盛况，最后才在文末出现讽谏之意。按照传统的看法，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的主要用意在于讽谏而不在于歌颂，只是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因为本末倒置才产生了“劝百讽一”的效果。然而如果考虑到汉景帝时期汉帝国所呈现出的蒸蒸日上的大国气象以及梁孝王时期梁国的富庶繁华景象，那么司马相如此时创作《子虚赋》的宗旨就理所当然应该是为了正面歌颂^[67]，至于文末出现的讽谏之词，则一方面是作为赋家的司马相如对于现实生活进行多角度艺术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汉初士人反思秦亡汉兴所形成的“集体忧患意识”在司马相如笔下的自然流露。

最后，《子虚赋》以敷陈夸张为艺术手段，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篇赋先写楚国云梦泽之景，按照中间是山、东面是蕙圃、南面是平原广泽、西面是涌泉清池、北面是阴林的次序依次展开描写；然后写楚王之猎，极言楚王的闲适、壮士的威风以及猛兽的惊恐；最后写楚王猎后游玩和宴会的场景，描绘了一幅充满雍容华贵气息的贵族生活画面。《子虚赋》运用华丽的辞藻多方敷陈、夸张渲染楚国物产的丰富和楚王游猎的快乐，洋溢着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和瑰玮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子虚赋》所具有的上述三个特点，很容易激起正处于社会发展上升期的读者的共鸣，汉武帝当然也不例外。但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是，汉武帝又是一位迫切希望正面传播汉帝国国家形象从而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雄主，而《子虚赋》这种创作范式也确实能够在文学的维度上发挥这种政治功能，因此汉武帝自然而然会对这篇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68]

司马相如为汉武帝创作的这篇《天子游猎赋》也称为《上林赋》。《上林赋》以磅礴昂扬的气势描写了汉帝国上林苑的宏大规模，以及汉天子在上林苑狩猎的盛况，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于“大一统”帝国的热烈赞美，对于汉天子声威的热情歌颂。从今天的观点看，《上林赋》是一篇成功运用了国家宏大叙事方式的散体大赋，它准确、形象地展现了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面貌，歌颂了汉帝国的统一和强大，正面树立了汉帝国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一统”国家形象，并将这一形象通过优美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进行了有效传播，从而为在文化的层面上扭转自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人只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天下”的局面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鲁迅先生指出：“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69]诚如斯言，《上林赋》突破了汉初传统骚体的创作范式，开创性地展示了散体大赋这种新兴文体的基本特点，从而使汉武帝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汉武帝本人亦好文学，所以《上林赋》的横空出世，必然使汉武帝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散体大赋这种文体可以而且必须成为传播汉帝国“大一统”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为此，汉武帝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推动了散体大赋创作的繁荣：

一方面，汉武帝通过改变骚体传统主导地位、拓展骚体传统抒情主题的方式，为散体大赋在汉帝国宫廷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汉初宫廷文学作品常用来充作祭祀乐歌，且以骚体为主，汉武帝打破了宫廷文学作品来源的这种地域界限，变楚地风情一枝独秀的宫廷文学为各地风情兼顾的宫廷文学，从而逐步改变了骚体长期以来在汉帝国宫廷文学中的传统主导地位^[70]。此外，汉武帝还拓展了骚体的传统抒情主题，使骚体在继续保持抒发个人一己之悲的传统主题的基础上，向着赞颂汉帝国的主题延伸。汉武帝本人的创作即是如此。《全汉赋》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收武帝骚体作品七篇^[71]，可分为两类：《李夫人赋》《瓠子歌》《秋风辞》《李夫人歌》和《思奉车子侯歌》属于传统的偏重抒发个人一己之悲的骚体，是汉武帝继承楚地传统文化和文学的产物；《天马歌》和《西极天马歌》属于另一类型，都是在传统骚体的外壳里蕴藏着对于大汉国威的赞美之情，展现出了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是汉武帝以文学为手段树立汉帝国“大一统”国家形象的结晶。

另一方面，汉武帝大力奖掖天下文士以组建宫廷作家群，从而直接推动了散体大赋的创作。得到汉武帝奖掖的第一个作家是枚乘。作为藩国文士，枚乘成名已久，深受时为太子的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即位后征召枚乘，但遗憾的是枚乘死于赴长安的途中。尔后，汉武帝又通过举贤良文学之士等方式组建宫廷作家群，于是越来越多的文士离开郡国来到长安，其中著名者有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人。

班固《两都赋序》云：“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72]，由于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与不遗余力地倡导，能够有效传播汉帝国“大一统”国家形象的散体大赋创作获得了迅猛发展。从此，以散体大赋为创作重心的汉帝国宫廷文学日益走向繁荣，并成为汉帝国新的文学中心。与此相反，汉初曾经长期占据汉帝国文学中心的藩国文学则彻底地走向了衰落。

【注释】

[1][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20页)

[2][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84页。

[3][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8页。

[4][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18页。

[5][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66页。

[6][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99页。

[7]《举贤良对策》又名《天人三策》，全文见[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01—1918页。

[8][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23页。

[9][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0—151页。

[10][汉]司马迁：《史记·五宗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67页。

[11][清]何焯撰，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6页。

[12][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17页。

[13][日本]泷川资言撰，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3页。

[14]徐复观先生从分析杜业的家世入手，以此“说明杜业是有资格知道汉廷的内幕，故其所言刘德的故事为可信”。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按：徐复观先生此说纯属推测，只能作为一家之言。

[15]王云五主编：《金楼子》，《丛书集成初编·仲长统论及其他三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8页。

[1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

[17]钱穆：《秦汉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18][汉]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68页。

[19][汉]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0页。

[20][汉]司马迁：《史记·五宗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68页。

[21][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47页。

[22][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49页。

[23]《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离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24][汉]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10、714、718、722页。

[25][汉]班固《汉书·文三王传》：“代王武徙为淮阳王，而参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五年一朝，凡三朝。……梁怀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00、1701页)也有材料说明汉武帝时期藩王亦可三年一朝：“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汉]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68页)

[26]上述藐视皇权的事件可参见[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68—275页。

[27][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18页。

[28][汉]董仲舒撰，钟肇鹏校释：《春秋繁露校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5页。

[29][汉]董仲舒撰，钟肇鹏校释：《春秋繁露校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8、791页。

[30][汉]董仲舒撰，钟肇鹏校释：《春秋繁露校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www.zuozong.com)

[31][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81页)

[32][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11、912页。

[33][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87页。

[34][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40页。

[35][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93页。

[36][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11页。

[37][汉]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79页。

[38][汉]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39页。

[39][汉]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43页。

[40]王长华、易卫华：《汉代河间儒学与〈毛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41][汉]班固《汉书·礼乐志》：“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12页)

[42][汉]司马迁：《史记·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45页。

[43]景帝时代，朝廷猜防的重点在诸侯王的领土与职权。至武帝，则诸侯的领土与职权已不成问题；于是猜防的重点特转向到诸王的宾客上面，尤其是转向到有学术意义的宾客上面。而能招致才智及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之士的诸侯王，其本身也相当的才智，在学术上也有相当的修养；而其生活行为，也多能奋发向上，可以承受名誉。这更触犯了专制者的大忌。(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44]窦太后死后的第二年，汉武帝立即下诏求贤，流露出希望积极进取以树立汉帝国崭新国家形象的热切心理：“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5页)

[45][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5页。

[46]王琛：《中国古代交聘、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

[47]《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80页。

[48][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05页。

[49]《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50][汉]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7页。

[51][汉]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04—2105页。

[52][汉]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7页。

[53][汉]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06页。

[54][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70页。

[55][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3页。

[56]程群：《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57][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4页。

[58][汉]刘歆等撰，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外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59][汉]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34页。

[60][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92页。

[6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62][汉]班固：《汉书·高五王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42页。

[63][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3页。

[64]以上所涉及的只是现存的汉初骚体作品而已，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还有一部分骚体作品后人无法得知其具体内容，只能通过《汉书·艺文志》中“赋类”和“歌诗类”的记载来遥想其大致情况。

[65][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89页。

[66][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14页。

[67]事实上，《子虚赋》在文末出现讽谏之词的同时，还不忘以赞美的口吻歌颂齐国的强大富有以及齐王的恢宏气度：“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而不复，何为无用应哉!”([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98页)

[68][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89页。

[69]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70][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93页)

[71]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96页。

[7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