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移民制度的制度压力

1997年的一天，菲律宾移民瓦尔加斯申请驾照。当他把绿卡递给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检查后小声告诉他：“这是假的，别再来这里了。”瓦尔加斯回家问给自己办理绿卡的外祖父：“这绿卡是假的吗？”外祖父承认绿卡和所有证件都是他花钱买的，他警告道：“别把你的绿卡给别人看。”11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组关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瓦尔加斯是获奖作者之一。此时瓦尔加斯的外祖父已去世，他的外祖母听到外孙获奖的消息，第一句话问的是：“如果有人发现了你的身份怎么办？”

这是典型的美国移民制度的弊端案例，反映出美国苛刻的移民规制的制度压力。美国不是罗马帝国，愿意给日耳曼蛮族公民权。美国公民权看上去更值钱，移民美国，收入将超过大多数国家的人，美国最穷的人可能比一些国家如中国或者印度的中产阶级的工资还要高得多。美国的低出生率显然给穷国的年轻人创造了机会。

贝克尔坦然承认自己的偏见：“如果我们生活在19世纪，政府支出根本算不得什么的时代，我会支持自由移民制度。”像罗马帝国最终放弃给多数人公民权一样，美国人从来都是利益高于一切。如今美国政府在医疗、退休、教育和其他福利项目上的支出太过庞大，这笔开支大概比移民们的祖国一年的总收入还要多得多。

有些人纯粹为了免费得到美国提供的服务和福利政策而移民，这些移民者被称为“不良”移民。有些人时刻准备来美国退休，或者他干脆是个罪犯，或者来美国花费巨额医疗费，或者他们给美国的污染成本比其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这些好处以他的税前收入和他的消费贡献来衡量）。这都让美国十分畏惧，最糟糕的结果是，如果移民都像奥拉基一样，美国人必须天天面临网络恐怖主义教父的影响。不要忘记，黑手党教父可都是意大利移民，他们带来教堂的捐献的同时，还给美国带来毒品和暴力犯罪。

如果美国移民署对移民没有限制，很多人都会选择移民美国。然后，新移民在选举中投票，转过来影响未来的政府支出和其他的公共政策。比如，拉美裔移民肯定和小布什的房贷政策让步有关，选民的压力很可能是小布什反常的房贷政策的原因。

因此，贝克尔认为，甄别不良移民，要通过一个测试方案来解决，测验年龄、健康状况、智商、犯罪记录、英语水平等。移民通过了测试，那么他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就可以获得移民资格。如果他没有通过测试，那么就要估测其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净损失（折算成现值），必须要交一定的押金才能让他看到自由女神像。

波斯纳显然比贝克尔更加诚实，他补充了两种美国式的疑虑。第一，政治避难和政治犯移民。波斯纳觉得这是一笔不太好开口的秘密财富。至今为止，在收容政治犯乃至流亡人群的问题上，美国占据第一。不过，波斯纳的出发点不是怜悯，在他看来，那些被迫害的人更可能是非恐怖主义者，或者是某些颇有成就的少数群体，不论是哪种情况，即使在美国的就业前景有些暗淡，无法赚到足够的钱弥补成本，波斯纳认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成为创造力极强的人。第二，反美人士或者是亲美的优秀分子。大法官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牺牲。美国不能总是无条件地吸纳别国建设需要的优秀人物。例如，那些有能力、有意愿建设完全民主和自由社会的伊拉克人全都逃到美国，这将是多么不幸。因此，有时基于国家利益，美国必须拒绝其他条件都非常优秀的移民，也是为了支持那些志在促进美国利益的国家力量或政党。(www.zuozong.com)

以上就是两个自称是自由主义的学者为美国移民限制制度所作的辩护，但问题是，美国这些措施执行的实际后果是更加赤裸裸地鼓励非法移民。贝克尔承认，以往的政治经济制度证明，美国根本没能阻拦非法移民的大潮，即使在“9·11”事件后，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也没发生很大的变化，相反，因为国土安全部的审查程序，审核正常合法移民的速度放缓，反倒让许多合法移民也开始打起非法移民的主意，另外，粗暴的联邦警察让一些长期无法入籍的人无机会回流到母国，只能滞留美国。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美国查处的恐怖主义移民比“9·11”事件前还少得多，这种尴尬实际透露出一种冷酷的利益计算。正如这两者都十分清楚的那样，美国之所以限制非法移民，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在利用非法移民的无偿劳动力，故意纵容非法移民。一个老油条身份的非法移民，像瓦尔加斯，因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恐吓和威胁，只能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报酬。移民的劳动成为一种变相的自愿剥削。在麦当劳一类的餐饮企业，雇用这样的人尤其普遍。美国1/3以上的传统餐饮业的服务利润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如果美国政府允许自由移民，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在财政上将不堪重负，意味着每个美国人要么得多交1美元的社保税，要么就得拉低现有的福利。但绝对禁止移民，对美国而言，就必然面临放弃移民带来的巨大收入，一个拉美人或者印度人能够给美国带来额外的收益。从草坪到厨房，凡是美国人不愿做的事情，都由移民来完成。

美国采取了各种半透明的管制方法，一边实际地享受移民带来的效益，一边利用非法移民的身份拒绝其分享美国的福利。特别是对那些有着较高才能的技术移民和低技能劳动力，事实上，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从这些较低报酬的人身上得到的利润更高。

而贝克尔和波斯纳的方式，无非是将那些看不见的敲诈用信息透明的方式显露出来，直接拍卖移民权，用价格的手段将移民们的损失直接补给政府，至少可以减轻或避免进一步的罪恶和敲诈出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二者还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总体而言，这种方式拒绝考虑政治过程的艰难性。让美国的移民局接受这种显性的管理方式，要比移民购买假身份证件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