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思想: 宗教产生与发展

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初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人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种企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二百五十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囊括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二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种遭到镇压，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乎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选自[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2页。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肯定了一般现象，却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而好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认为接受这种荒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系，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从1849年起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当作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那就可以说明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成问题，这样，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恺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恺撒·奥古斯都圣者（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最后一块石头：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做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最后一块石头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葛-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根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最后一块石头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葛派砌上的。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而烦琐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流传。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而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及半犹太人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混合和交往中唯理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唯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修改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并且一经创立，能够博取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信奉。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基督教的初期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相反地，幻觉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行传已经写成。这里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葛派哲学，即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行传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在同逐渐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教基督徒和多神教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末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繁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和罗马法制不相符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民族达一二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民族中间，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被征服后的战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佩特罗尼乌斯）、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人，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特别从提比利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它很像后来的德国雇佣兵，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人，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他们也许还同公社所有制有联系），或者如在高卢则是大地主的债务奴仆。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自由，而斯巴达克的失败，也证明他们不可能解放自己，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人或自由人的后裔。所以在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很多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加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了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主义（我简直想说伏尔泰主义）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其办法是罗马帝国的奴役，是用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来代替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下流肉体上的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人是如此，可是这只是极少数人。除此以外，就只好俯首贴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www.zuozong.com)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葛学派，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是哲学，而哲学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藉。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到十七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放任的，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份。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Meaculpa[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末，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出人类罪孽的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基督教就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在同多神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选自[德]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335页。

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作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作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激烈至少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原始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作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经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自己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者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把死后的永生还看成是一种不幸。于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望，斯多亚—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

——选自[德]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