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引进与购买，纺织机械技术水准基本做到与国际同步对接

纺织机械是纺织产业链上的关键部分，且排在上游之位。装备的优劣决定了产业发展的路线与规模。就纺织机械而言，上海纺织工业的开端走的就是一条引进与购买的路线。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让中国具有前沿意识的政府官僚以及民间有商业头脑的投资人都选择通过海外引进的路线，解决资本逐利与市场交换的矛盾。

上海纺织机械产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它是随着上海缫丝、棉纺织业需求不断扩大的态势而断断续续出现的。有史料记载的是1887年，上海永昌机器厂制造成功第一部国产缫丝机。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事件。但在这之后，中国的国情以及上海的市情，决定了纺织机械的发展基本需要依靠购买与引进的渠道。根据《上海纺织工业志》显示，20世纪30年代之前纺织机械几乎全部依赖进口。1936年上海共有纺锭2667156枚，织机30058台。其中华商纺锭1114408枚，织机8754台，分别占全市总数的41．8%和29．1%；日商纺锭1331412枚，织机17283台；英商纺锭221336枚，织机4021台。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共有纺织机械制造厂近300家，按照资本属性可以划为外商独资、合资以及民族资本三类。

（一）外资在上海投资，顺理成章地采用该输出国的纺织机械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十三年（1897），美商鸿源纱厂和德商瑞记纱厂，英商老公茂纱厂、英商怡和纱厂、英商协隆纱厂先后在沪开工。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民国元年（1912）间，日商也先后在上海开设“上海纺织”“内外棉”和“日信”3家纺织厂。到民国二年（191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商在上海共拥有棉纺锭33．9万枚，织布机1986台，占上海棉纺锭总数的70．50%。英商最多，日本次之。但是很快到了民国三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美欧等国出现东顾不暇的情况，这使得邻国日本有了在上海大肆发展纺织产业的机会。民国三年至民国二十年（1914—1931）年间，日资纺织厂商包括内外棉、丰田纺织、钟渊纺织、东洋纺织、伊藤忠商事等大公司，在上海设厂建纺织基地近20家，同时还兼并了美商等创办的纺织厂。据民国十一年（1922）统计，当时上海的棉纺锭已达175万枚，其中民族资本的棉纺锭为77万枚，日资72万枚，英资26万枚。纺锭的数量既反映了当时上海纺织规模中的资产结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纺织机械在技术层面的具体指向。上海纺织机械制造中比较著名的上海纺织机械一厂，其前身为日本株式会社丰田纱厂铁工部，1919年10月创办于极司非尔路（现万航渡路）200号。上海纺织机械二厂前身为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十五厂，地处戈登路（现江宁路）。

（二）合资企业中的资产投资同样优先采用合资输出国的纺织机械

外商在华投资建纺织企业，除了独立建厂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外合资企业。有资料显示，1918—1919年日本投入中国纺织业的资本达1400万元。这种投资方式虽然有些是通过放贷形式实施的，但是，企业生产所用的纺织机械基本都是采用投资输出国的设备。英、美等国的洋行在沪开设了诸多的办事处，它们不但在帮助本国企业对中国进行投资和与中国贸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时还发挥一种介于贸易和设厂之间的作用。如美国慎昌洋行在1915年以后，向中国各纱厂出售美国波士顿萨可洛威尔厂的纺纱设备和克隆敦那尔史公司的织机、向各袜厂出售纽约苏革威廉厂的自动圆筒织袜机；除了这些主要的纺织机械设备之外，还为不少纺织厂提供发电机、马达以及锅炉等。上海永安第一、第二、第三厂及其仓库货栈等这些大企业甚至由外商来承建厂房，包括设计、绘图、构造、供给材料等。由此不难看出随着纺织机械的大部分依靠进口，其工艺流程也基本与国际保持了同步水准。

（三）上海民族纺织机械在夹缝中争得一席之地

1949年之前的上海纺织机械成就基本被引进所覆盖了，但是，当我们仔细梳理后发现仍存在一些民族机械制造企业，如一些纺织器材小规模企业，这些小企业是纺织大军中一盏散发自身光芒的小油灯。

1920—1929年，当时国内最大的机器厂——上海大隆机器厂曾为市内外一些棉纺厂制造过粗纺机、精纺机、给棉机、捻线机、并条机等纺织机器，并和上海铁工厂先后仿制成功日本丰田式和平野式全铁织机与全铁毛巾织机。1924年，上海启明染织厂试制成功色织布小样机，后曾被色织同业及毛纺织厂采用过。1936年，上海永安一厂工程师雷炳林发明精纺大牵伸改良装置及粗纱导纱双孔喇叭，先后获得中、美、英、法、德、意和印度、瑞士等国政府给予的专利权。1939年，上海协新毛纺织厂试制成功新农式纺纱机，获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发明奖及“经济部”专利证。1941年，中国机织胶布水管厂吕师尧发明的两层叠置式双浆槽浆纱机获国民政府“经济部”专利。(www.zuozong.com)

（四）西式缝纫机的引入成为纺织服装业的一个传奇

在上海纺织产业大规模引入西方装备的大潮中，鲜见史书记载的西式缝纫机应该在历史中有其一席之地。

1873年的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大约有50个西方缝纫机制造商展出了他们的产品，而中国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制造能将纺织产业链延伸到“最后一公里”的这种设备。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1884年到1887年7月间，共有2216台缝纫机在上海市场被售出。当时的缝纫机动力是脚下的踏板带动机头齿轮的快速运转，严格说还是一种半机械化的生产工具。但是，所有织物经过这一机器加工释放出来的劳动生产率是原制衣女工的10倍之多。上海的服装，除春夏秋冬四季服饰之外还涉及毛巾被单、外套内衣、职业工服等细分品种，带来的市场需求拉动的纺织产业经济总量呈几何级倍数的增长。

据资料，1933年上海有成衣铺2000家，个体裁缝人数多达4000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服装同业公会经过整顿后会员数达5000多家。在上海孕育的浙江宁波“红帮裁缝”独树一帜，创下中国服装的数个“第一”。第一套西装以及第一套定型中山装也是在上海诞生，引领了中国服装文化的变革。西装在中国官场第一次出现是由民主革命家徐锡麟所倡导的，上海“红帮裁缝”王睿谟为其量身打造西装。中山装则由孙中山亲自参与设计。中山装作为当时的国服，寄托着孙中山诸多治国理念。比如他将原先在日本看到的袖口4粒扣子改为3粒，意寓“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社交及官场的主要服饰，中山装在上海发源着实佐证了上海纺织产业的雄厚基础。西装和中山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男性公民走向开放以及民族自强的一种外在表达。这种刚毅简洁、俊朗大气的服饰风格同上海女性崇尚的旗袍服饰的婀娜交相辉映，掀起了一波远东海派文化潮流。巨大的服饰潮流推动中国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上海裁剪学院于1947年在上海诞生。这是培养服装人才的全国首个职业技术学校。与之相配套的中国第一部西服专著《西服裁剪指南》作为教科书也在上海完成首发。学校的创建和专著的出版不仅推动了当时西服制作的普及，而且对纺织、服装甚至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晋隆洋行的缝纫机广告

图片来自袁蓉著《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185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早期缝纫机

图片来自袁蓉著《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185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