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突然出现，打得秦、赵、燕三国措手不及，纷纷修葺长城，作消极抵抗状。赵武灵王不干了，我们的祖先曾经就是“夷人”，干吗要受这些蛮夷欺负？恢复当年的“夷风”有点困难，还是直接向这些落后于自己几百年的匈奴人直接学习来得快。于是乎，丛台的美酒窖边出现了胡服骑士的矫健身影，塞外边关出现了弓箭在手的赵国勇士。
匈奴古称鬼方、猃狁，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政权发生过冲突。《周易·既济》中记载，商王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西周以后，以上两个名字逐渐消失，开始出现犬戎等少数民族。犬戎是否就是匈奴，尚有争议。西周穆王曾经征讨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国语·周语上》），白鹿、白狼，显然是犬戎战败后进献的礼品。狼是草原民族最尊敬的动物之一，很多民族的起源传说都与狼有关，联系到匈奴人喜爱白色，至少可以说犬戎与匈奴有密切的联系。
周穆王打败犬戎之后，为便于控制，把一部分犬戎迁徙到临近周朝中心地带的太原居住，即现在的宁夏固原、甘肃平凉一带。不料此举给后世埋下了祸根。周幽王为了讨冷美人褒姒的欢喜，烽火戏诸侯，惹怒天下。申侯趁机联合犬戎进攻西周国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幽王被杀，褒姒也被掳走。即位的周平王无奈，只好东迁至洛邑（今洛阳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的时候，匈奴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汉文史籍当中。匈奴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漠南黄河河套地区（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黄河沿岸的地区）和阴山（狼山、大青山等）一带。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无论对于畜牧还是狩猎，都十分有利，游牧经济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邻近的燕国、赵国、秦国的心腹大患。三国先后在边界修筑了长城，以阻止匈奴铁骑长驱南下。为了在七国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燕、赵等国还曾拉拢匈奴一起进攻敌国。匈奴人继承了犬戎的“外交”政策，有意在中原各国之间纵横捭阖，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不过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匈奴人在后勤补给匮乏时仍然不时发兵南下侵扰，掠夺人口、财物。大青山——河套一线是匈奴部众生活的中心区域，南面正对着秦国、赵国，秦国国力强盛，赵国相对软弱，因此赵国受到的侵扰最为严重。不过匈奴的幸福时光并不长远，赵国的武灵王进行了大胆的“胡服骑射”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很快瓦解了匈奴骑兵的优势，实现了长城两侧的第一次攻防转换。
胡服骑射为什么会在赵国发生？我们还得从那位“桐叶封弟”的周成王说起。
相传周成王姬诵有一天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姬诵随手捡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梧桐叶，把它剪成玉圭形，送给了叔虞，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个玉圭封给你吧。”史官们听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辅政的周公。周公见到姬诵，问道：“你要分封叔虞吗？”姬诵说：“怎么会呢？那是我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却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啊！”
姬诵想了想，决定把叔虞封为唐国的国君，史称唐叔虞。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便改国号为“晋国”。为了祭奠唐叔虞，姬燮在晋水源头、悬瓮山下修建了一座祠堂来祀奉他，这就是著名的“晋祠”。
“桐叶封弟”只是美丽的传说，周王封叔虞为唐国的国君，其实有明显的战略目的。晋国西靠吕梁山，东临太行山，南面是中条山，整个国家被紧锁在三座大山之中。更要命的是，他的四邻都是“戎狄之民”。当时黄河中游流域基本上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些少数民族不时南下西进进攻周王朝，是周朝的大患。在他们当中设一个封国，等于在少数民族活动的核心地带钉进一个楔子。对异己的唐（晋）国，戎狄之民当然要除之而后快。这样，一个小小的唐国就转移了戎狄大量的注意力，减轻了宗周的压力。
晋国的统治者还确实不含糊，他们没有依靠大山之险单纯地龟缩其中，而是主动向外出击，开疆拓土，当时称“启土”。“启土”的对象当然是戎狄领地。在晋国的臣民中，有一支特殊的部众，即周王封给他们的“怀姓九宗”。这“怀姓九宗”其实就是周王俘虏的鬼方奴隶。换言之，即一帮匈奴人。外有戎狄，内有“九宗”，晋国统治者的处境可谓糟糕透顶。不过压力越大，动力越大，晋国统治者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统治术，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所谓“启以夏政”，即按照华夏族政权的统治模式来控制整个国家和新占领的戎狄领地；“疆以戎索”则是要在不干扰“夏政”的基础上，尽可能适应戎狄的旧有制度。这样，晋国统治者不仅扩大了领土，而且传播了周代文化。不过，晋国因此也染上了很多的胡气。比如著名的晋文公，每次上朝时都是穿一身羊皮衣服，俨然一副胡人酋长的气派！
不仅如此，晋国还是“和亲”政策的始作俑者。向戎狄要土地，未必每次都能得手。公元前569年，晋悼公为恢复晋文公时的霸业，在魏庄子的建议下，决定“和戎”，缓解背后的压力，以便腾出手来，专心对付南方的楚国。其和戎办法大致如下：（1）互通有无，用中原的美酒佳肴女乐换取对方的马匹、毛皮；（2）定期盟会，解决近期出现的矛盾；（3）互相通婚，建立统治者之间的亲戚关系；等等。对比一下可以发现，汉朝的“和亲”政策和晋国的“和戎”政策区别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汉朝只向外嫁宗室女，从来没有从匈奴娶个妻子回来。
《孔丛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www.zuozong.com)
魏国使者子顺出使赵国，赵王向他请教拉拢北狄的办法。子顺回答：“给它好处，和它互市，北狄自己就会过来。”赵王很奇怪：“寡人的目的是削弱它，如果与它互市，把我国的好东西卖给他们，不是让它更强了吗？”子顺大笑，随即作了一番精辟的阐述：
“和北狄互市，只是用我们没用的东西换取他们的宝贝而已。衣服、丝织品、美酒佳肴都是他们喜欢的。牛马、毛皮、弓箭，等等，他们有的是，可以很随便地给我们。牛马、弓箭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战略物资，平时求之不得；服装布匹、美酒佳肴我们有的是。宽袍大袖的服装并不适合马上穿着，美酒佳肴吃完就没了，这些对他们其实都没什么大用。相反，他们会日渐沉迷于我们的锦衣玉食，逐渐丧失自己的优势，到时候可以一举歼之，何止是削弱他们呀！”
看了子顺的分析，不禁让人钦佩中行说的远见。晋国人发明的“和戎”，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和汉民族的形成。中行说坚决反对匈奴贵族穿着汉朝赠送的衣物、食用汉朝的美酒佳肴，维护匈奴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阻碍了汉匈两大民族的交流，但维护了匈奴的军力。
公元前369年，三家分晋，赵国分得的领地最多，但也因此和匈奴成了邻居。大青山以南的沃野是匈奴人的乐土，同时也是南下的跳板。为了控制住这块要地，赵国和匈奴进行过多次较量，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不过祖先的胡气给了赵国人以智慧和变革的勇气。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这位有着胡、汉双重血统的圣王英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赵国军队的武器其实比匈奴精良，但多为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加上官兵都身穿长袍，甲胄笨重，反应不灵活。武灵王抓住要害，在大臣肥义等人的支持下，首先改革服装，要求所有人都要穿着匈奴人那样的短衣、长裤。
改革服装在古代不是一件小事。从周初开始，周王朝的政权设计者们就为后世设计了一套严格的礼乐制度。服饰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服装即可辨别某人的身份地位。改穿胡服，大家都一个样，直接破坏了原有的等级秩序，肯定会有很大阻力。
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首先反对。为了说服公子成，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做工作，用大量的事例说明胡服的好处，终于使公子成同意改革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穿上胡服。公子成的工作做通之后，仍有一些王族公子和大臣极力反对。他们指责武灵王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武灵王批驳他们说：“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有什么礼可循？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那一套。”
在服装改革成功之后，武灵王下令改革军队，向匈奴人学习骑射技术。经过反复训练，终于训练出了一支堪与匈奴铁骑媲美的精锐骑兵。
改革成功后，赵国开始反击了。反击首先从邻近的匈奴别部林胡、楼烦开始。林胡、楼烦实力弱小，而且犯了轻敌的毛病，很快被击垮。赵国的土地因此向北延伸了千余里。赵国原来建了内、外两道长城，林胡、楼烦长期在内长城附近活动。击败两部后，赵国先后在这里设立了云中、雁门、代三郡，与匈奴本部开始隔着外长城相望。
对于赵国的反击，匈奴不甘示弱，开始频繁地往来于长城之下，使赵国边境的农业、畜牧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由于南方和秦国的战事不断，赵国无力北顾，只好采取守势。大将李牧奉命守边。李牧分析形势后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他一面广建烽火台，派出大批间谍，及时掌握匈奴骑兵的动向；一面严加防备，以逸待劳，尽可能不战而屈敌之兵。后来李牧内调，新的将领改弦更张，主动出击，结果屡遭败绩。赵王无奈，只好再派李牧镇边。
李牧认为匈奴此时正是骄兵，骄兵必败，有机可乘。于是集中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步兵5万人，弓箭手10万人，采用了匈奴人惯用的诱敌深入之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始，李牧命令“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引诱匈奴进攻，然后又诈败后退。匈奴屡战屡胜，不假思索地紧追，结果陷入赵军的重重包围，损失十余万骑。李牧趁机大规模北进，破东胡，降林胡，逼得单于四处奔走，十余年不敢再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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