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的创建及其对原始文化的关注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的创建及其对原始文化的关注

人类学产生于1835～1859年之间的所谓的“会聚时代”。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的同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也开始被发现。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科学家、考古学家、古物研究者、人种学家和生物学家会聚在一起，冲破了专业的界限，所有的学者都想去发现各种有关“起源”和“发展”的原则。简言之，人类学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的会聚而开始的，从1860年到1890年这30年间，是文化人类学从无到有的初创时期。人们并没有忘记达尔文的功绩。英国人类学家R.R.马雷特(R.R.Marett)曾经在1911年的著作中说道:人类学是达尔文之子，是进化论使它成为可能，抛弃进化论的观点，也就等于抛弃人类学。^[1]但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都对人类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人类学的产生并非达尔文个人的作用。所以有人说，我们必须反对在1859年前人类学“一无所有”的陈词滥调。^[2]

什么是人类学?在当时大多数的人类学家看来，人类学要研究的是被进化论的观念所激发、所渗透的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学要研究已知的所有时代的人类，不管它在空间和时间上距离我们多么遥远。它不仅要研究人类的身体，也要研究人类的灵魂。“当起源和进化的观念被期望处于最前哨之时，在19世纪后半叶整个社会研究气氛就是满载着好奇进入到对原始人各种习惯和习俗的研究之中。”^[3]“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所谓的原始民族或落后民族，在研究中通常采用的个案研究的特定模式是民族志，它清楚地记录了所研究的民族及其社会生活。”^[4]

人类学虽然创立于19世纪，但它的酝酿阶段可以追溯到16世纪。人类学起源于地理大发现时代，欧美的一些学者对地处偏僻地区的野蛮社会及其宗教习俗的研究。在15世纪初，整个西半球、太平洋地区和非洲大陆一样，是不为人所知的。从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旅行家对当时还遍布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开始进行进行采访，他们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遇到了许多的狩猎部族或采集部族，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人类学家把这些地区的原住民称之为原始人，有的不久就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绝大多数的原始民族当时还处于石器时代，使得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人类祖先处于原始阶段的翻版。这种看法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许多现代原始民族中盛行的奇异习俗，被认为在遥远的原始时代也存在过。例如澳大利亚的“珠灵卡”、“牛吼器”、“投矛器”，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在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找到了类似的东西，因此他们深信现代的“原始人”和古代的“原始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连续性。

但是，当时的学者并不知道人类自身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后来被追认为“人类学之父”的德国哲学家J.G.赫尔德(J.G.Herder)，他在1789～1790年于莱比锡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大纲》(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一书中企图去表明处于地球上的普通人和处于“特殊地区”的人的区别。他所谓的特殊地区的人，实际上就是指当时的原始民族。G.维柯(G.Vico)早在1744年就说过:“‘土人’的最初的本义就是贵族的，或高贵的，因此，‘高贵的艺术’(artes ingenuae)‘美术’一词就是由此派生出来的。”^[5]

这样看来，卢梭(J-J.Rousseau)并不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高贵的野蛮人”的哲学家。但是，卢梭无疑是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按照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的看法，在民族学(即人种学)出现之前整整一个世纪，卢梭就构想、探索和预告了它的出现:“卢梭并非仅仅预见了民族学，而是创立了它。……在理论方面，他以令人赞赏的清晰简洁的方式，把民族学的对象同伦理学和历史学的对象区分开来:‘若要研究各色人等，就必须观察自己的周围;若打算研究人类，就必须学会把眼光放远;必须首先观察到差异，才能揭示特质。’”^[6]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于1768年发现了新西兰，1770年到达澳大利亚，1772～1775年深入南极，1774年绘制复活节岛海图，并写下了《航行游记》，主要讲述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证实了野蛮人的天真无邪并取得人们在情感上的认同。库克于1779年被杀害，他是第一个为探索现代原始民族而献身的人。

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正是在地理大发现中被人们所认识的，最早一批人类学家的踪迹往往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扩张同时进行的，但是，人类学家并不就是殖民主义者，相反，他们常常是原始民族的同情者和朋友。甚至为了工作方便起见，而和原始民族建立了某种“亲戚”关系。当然，当欧洲学者初次见到当时的原始民族时，他们的体貌特征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往往会使学者们大吃一惊，就连达尔文也不例外。“有一个叫白鹦鹉族(White Cockatto men)的本地土人的大部落，当我们在那里逗留期间，正好也来观光。……这是一种极其粗暴和野蛮的表演，据我看，都是些毫无意义的动作;可是我们看到，那些黑种女人和小孩却兴高采烈地看这种表演。……地面因为他们沉重脚步而颤抖起来，空气里充满着粗野的狂叫声。看上去，每一个人都兴高采烈，这一群几乎裸体的土人在熊熊的火光中跳来跳去，其动作虽和谐，但甚可厌;他们构成了一幅最低等的野蛮人的节日景象。”^[7]研究现代原始民族的艺术是一回事，真正理解它们而又喜欢它们却是另一回事。

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原始社会。“‘原始’这个词虽有不少缺点，而且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看来它已经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语汇里站稳了脚跟。我们研究的因而就是‘原始’社会。那么，什么是‘原始’社会呢?这个词的意思总的来说是比较清楚的。我们知道，‘原始’首先是指一批没有文字的民族，它们并因此而超出了纯粹的历史学家研究方法的范围。”^[8]

W.B.斯潘塞(W.B.Spencer)和E.J.吉伦(E.J.Gillen)在1899年出版了合著的专门研究澳洲土著部族的著作《中部澳洲的土著部族》(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之后，他们又对非洲大陆的土著居民进行实地考察。并认为现代原始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组织可以成为人类早期社会的参照系。两人都是摩尔根学派的信徒，因此也属于进化学派。到了19世纪初期和中期，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已在西欧和美洲各国得到发展。它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现代原始民族以及他们的文化。最早对原始民族的原始状态作出重要论证的是一些人种学家，他们的主要依据是由旅行家和传教士所提供的有关材料，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材料并非第一手材料，因此被讥讽为“扶手椅学派”。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即使是“扶手椅学派”也是功不可没。虽然旅行者、传教士和商人所提供的材料是偶然的，有些甚至是殖民地的殖民记录，但假如没有这些材料，没有第一批人类学家的努力，人类学是否会产生都会成为问题。

历来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它们是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种族体质差异的科学，而文化人类学则主要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了“身体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Body)，它不同于原来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又出现了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符号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等。在绝大多数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中，艺术只占5%左右的篇幅。后来又出现了艺术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Art)，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现代原住民的原始艺术。“人种学”(Ethnology)一词，本来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去研究人种的差异，由于人们对原始文化的兴趣愈来愈大，它的内涵也渐渐产生变化，并常常和人类学相混淆，后来，实际上也变成了“文化人类学”。

在人类学家中，“文化”也是讨论的对象之一。究竟什么是“文化”?按照R.威廉斯(R.Williams)的看法，“文化”(culture)一词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在18世纪之前并没有什么意义，并且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含义。甚至在19世纪之前，这个词就处于民族优越感气氛的包围之中。以至J.G.赫尔德说过，没有哪个词比“文化”一词更不确定，也没有哪个词比它能适用于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而更为空洞了。^[9]还有人认为:殖民(colonize)和文化(culture)出于同一个词根，“文化人类学”一词，从词到内容，在许多方面都是从赫尔德那里移植过来的。^[10]A.L.克罗伯(A.L.Kroeber)和克莱尔·克拉克洪(Clycle Kluckhohn)在1952年出版的《文化——对它的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书中认为，“文化”(Culture)一词本来是专门用于农业领域的，在德语中它只被用来指具体的风俗习惯。早在1838年，M.V.拉韦涅—佩吉扬(M.V.Lavergne-Peguilhen)在《动力和生产规则》(Bewegung und Productions-gesetzen)一书中曾首创“文化学”(Kulturwissenschaft)一词，但他所论述的文化现象主要注重经济方面。1854年，德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F.克莱姆(Gustav.F.Klemm)在1854～1855年出版的《普通文化学》(Allgemeine Kulturwissenschaft)中，开始涉及原始文化及其物质基础，并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未开化阶段;开化阶段;自由阶段。认为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智力和气质。他的学说对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有着直接的影响。泰勒在1865年出版的《人类早期历史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中只是用“文明”一词去涉及一般意义上的进化原则，直到1871年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他才开始采用“文化”一词。

人类学在英国诞生绝非偶然，因为进化论产生的真正动力是产业革命。英国既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又是进化论的发源地。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不仅标志着西方人类学的正式建立，而且也标志着人类学的建立和原始文化的研究处于同步的状态。8年之后，即1880年，法国已开始能感觉到这部著作的冲击力。泰勒于1881年出版的《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Anthropology:A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简称《人类学》)一书中还能看出他对体质人类学有着极为深厚的功底。在这本著作中，泰勒提出人类生活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蒙昧期、野蛮期和文明期。并认为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中各种不同的神灵体系产生的基础，在原始部族中，这种信仰已影响到道德行为的准则。(www.zuozong.com)

爱德华·泰勒和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被认为是人类学的两位奠基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一本人类学的著作没有他们两人的名字。1890年，弗雷泽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和泰勒的《原始文化》都对现代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各种奇风异俗提供了系统的研究，从而为进化论的文化观奠定了基础。从此开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原始文化以及原始的宗教信仰，这一传统一直沿袭到现代。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早就提出人类学家的研究领域就是原始社会。^[11]后来，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常常只限于对印第安人的研究，以至于遭到莱斯利·施皮尔(Leslie Spier)的嘲讽:“人类学并不只是印第安人。”

巫术是现代原始社会最普遍的迷信，泰勒和弗雷泽的著作都涉及了巫术:“从猎物的残留物、谚语、谜语，以及一些次要的迷信活动这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中，泰勒先生在一些观念结合的基础上，把它们渐变为巫术、征兆、无意识行为、魔法、唯灵论、灵魂的教义、‘万物有灵论’，都给宗教和神话学带来了影响。”^[12]弗雷泽于1890年出版、又在1913年又扩大为12卷本的《金枝》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人类学著作。其主题就是巫术。他认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巫术的出现要早于宗教。在原始社会中几乎无不涉及巫术;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巫术不可能成功之后，人类才走向科学。后来有人把巫术称之为“关于因果律主题的辉煌的变奏曲”，其实最早研究这种因果律的是弗雷泽。弗雷泽是个勤奋、聪明而且极为博学的学者。据说他每天工作在20小时以上，从事理论研究达60年之久，从未有过一天的休息，即使休息，也总是手不释卷。他有一个私人图书馆，藏书达3万册。除《金枝》外，1910年还出版了4卷本《图腾外婚制》(Totemism and Exogamy)，1918年出版3卷本《旧约中的民间传说》(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等。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把弗雷泽所有的著作分为六大部分:1.对重要名著的翻译和编辑; 2.关于原始人灵魂观念的研究;3.关于图腾的研究;4.对《圣经》中的民俗的研究;5.对《圣经》中一些段落的研究;6.《金枝》。并认为弗雷泽在占领整个心理人类学(mental anthropology)的同时，更多的重点是社会学。^[13]

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在1870年出版的《文明的起源》(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中，广泛探讨了艺术、装饰、宗教、法律、语言和道德问题。他把史前时期的原始石器和现代原住民的石器作了比较研究，不过当时他所掌握的材料非常有限。他想以一种类似于地质学上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考古学家可以自由追随在地质学上一种成功的方法——考察过去时代那些粗糙的骨质和石质工具;而考察一些灭绝动物的残留物是另一种方法。这种类比甚至可以追溯到更远的过去。许多在欧洲已经灭绝了的哺乳动物仍然还生活在其他国家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例如，欧洲的一些已成化石的厚皮动物几乎不可思议地仍然作为一个物种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某些地区。其次，生存在澳大利亚和南美的有袋动物又是另一个典型。“在同样的方式上，如果我们希望能清晰地了解欧洲的古代，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粗糙的工具及武器拿来与后来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野蛮人所使用的粗糙工具和武器相比较。事实上，澳大利亚的范迪门(Van Diemaner)和南美，对古董商来说就是负鼠科动物，而对地质学家而言就是树獭。”^[14]

人类学家的争论常常是有关原始思维特征的争论。这种情况在E.涂尔干(E.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和B.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在涂尔干看来，澳洲的原始宗教展现了一切宗教最原始、最简单的形式，它和现代社会的宗教并没有质的区别。对涂尔干和马林诺夫斯基而言，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原始人类理性的限度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想反驳一种传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野蛮人是野性的、非理性的，他们中间有些连语言都没有，哪来的理性?而涂尔干和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宗教、语言和文化仍然可以在偏远地区的现代原住民中发现，尽管这种宗教、语言和文化并不是欧洲人所容易理解的。总之，原始人和现代人是连接的，原始文化和现代文化也是连接的，它们之间不能截然分开。

B.马林诺夫斯基于1884年出生于波兰的克拉科夫(Cracow)，1908年由于偶然阅读了弗雷泽的《金枝》，使他对人类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10年他来到了英国。1914年，他深入到了新几内亚实地考察了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马林诺夫斯基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实地考察了两年。他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建立了良好关系，从而间接地促使人类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对文化曾经下过如下的定义:“文化，包括遗留下来的人工制品、工具、技艺程序、观念、习惯和价值。”并明确地说过:“社会遗存物(social heritage)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关键性概念。”^[15]

在马林诺夫斯基理论中，“需要”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标准，它意味着人类行为最终是由各种需要所支配的。他的“惯例”概念也是从各种“需要”中派生出来的。以一根木棒为例，假如它尚未进入惯例系统，它就只是一根木棒，但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工具，例如成为一根撑杆，一根手杖，或一根采掘棍，就因为它已经进入了一种惯例系统。也正是这种惯例系统决定它成为这种工具而不是那种工具。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东西，由于和它连结的惯例系统不同，它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一根木棒只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工具，它的潜在性要变为现实，就必须进入惯例系统。只有特定的惯例系统才能确定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不仅对一件人工制品是这样，对一种习惯或行为也同样如此。惯例及其范围内的各种行为，其最原始的起源都是一种文化需要，例如所谓的“圣餐”，是什么才使得“圣餐”和一般的“吃”有所不同呢?就是那种使普通的吃纳入到惯例系统中的圣餐仪式。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对史前文化遗存的研究和对现代原始部族文化的研究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史前考古学的任务是从有限的史前物质残余物中去推断过去文化充满生机的现实，人种学把现代原始部族和文明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同样可以重建过去的历史。对人类学家而言，实地考察果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理解文化究竟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扬弃那些偶然性的材料，否则人类学家就无法观察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所有人类学家的工作都是由一定的文化理论所指导的，包括野外考察以及对过去文化意义的了解都是如此。“我虽仍然相信进化论，但对我而言，真正相关的并不是某些事物怎样出现，而是它们怎样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怎样去说清楚那种能控制文化和社会机制成长的因素究竟是什么。”^[16]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是个统一体，地球上无论哪个民族都同样存在着生物学上的需要和心理学上的需要，所有文化最终的功能就是满足这些需要。人类最主要的问题是食物，它可以唤起最强烈的需要。原始人也同样希望生存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中，当他的知识未能解释诸如日食、地震等自然现象时，就发明了巫术和宗教去解释这种现象，并设法使自己重新去获得安全的许诺。但巫术是有条件的。马林诺夫斯基对巫术的看法和其他人类学家有所不同。他认为野蛮人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依赖于巫术，相反，在他们知识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就很少有巫术立足之地，在通常情况下，巫术仅仅用于他们感到绝无把握的对象上。他根据自己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土著居民生活的考察，认为野蛮人的巫术仅仅存在于一些有限的领域:巫术构成了现实的一个特殊方面。在所有重要或危险的工作中，凡是其后果难以预料、安全没有保证的事情，巫术就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例如在果树种植、捕鱼、建造大的独木舟、潜入海中去寻找有价值的贝类、控制风和气候、战争、恋爱、个人吸引力、海上作业等具有巨大危险性的工作，或对敌人的健康给予打击并导致其生病等等，所有这类事情常常要依赖于巫术，认为通过巫术就能加以控制。“一般来说，第一次巫术仪式是土壤为了丰产而被神圣化，一小块土地通过完美的理性和实践的程序而被清理干净。接下来第二次的巫术仪式是用烟去熏这一小块土地，使它更干净，这样就能阻止病虫害的产生。然后再进行种植，在实践上既熟练又科学。而当植物一旦发芽，那就除了希望碰到好运气外就无事可做了。巫术在一个仪式又一个仪式中演出，企盼能获得丰收。这样，贯穿着整个过程的仪式，伴随着各种活动的轮流交替，它既是理性的，又是巫术的，始终保持着和其他活动的绝对区别。”^[17]

拉德克利夫—布朗是另一位功能学派的代表，也是英国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者。1935年他曾来到北京燕京大学进行讲演，当时，我国正处于人类学的初创时期，他的到来，无疑对我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出积极推动作用。自1988年以来，他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安达曼岛人》相继在我国翻译出版，对我们了解整个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进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按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些有关的文献资料，安达曼岛人是吃人的野蛮人。1906年，年仅25岁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不畏艰险，来到安达曼岛进行实地考察长达二年之久。由于现代原始民族所用的工具仍然停留在石器时代，因此使许多人类学家认为他们很可能再现了几万年以前的人类社会状况。远古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早期古物学家开始思索遥远的史前时代，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考虑许多有关文化或社会进化的不同看法的核心观念——也就是世界上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和过程。简单地说，这种情况被构想成一种‘野蛮’和‘文明’、‘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过渡。”^[18]

然而，问题是原始人怎样渐渐地变成了文明人?这是德国哲学家F.席勒(F.Schiller)早就提出过的问题，现在依然摆在人类学家的面前。席勒在《美育书简》第23封信中认为:“道德状态只是从审美状态发展出来，而不能从自然状态发展出来。”这个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爱德华·泰勒认为:是宗教的因素把野蛮人纳入到道德状态:“宗教是一种巨大的因素，道德因素(moral element)在高级民族中形成了宗教最生动的部分，在低级种族中虽很少有所表现，但决不意味着这些种族就没有道德感觉或没有道德标准，相反，他们在这两方面都留下了强烈的迹象。”^[19]很明显，泰勒的说法是对的，道德状态不可能从审美状态中发展出来，相反，审美状态只能从道德状态中发展出来。是什么力量才能使野蛮人摆脱自然状态呢?是强制性的种种禁忌。詹姆斯·弗雷泽在谈到澳洲的外婚制时说:“有违反这一禁令的当事人所得到的惩罚是死。任何破坏禁令的行为都被认为是罪大恶极而处以极刑。”^[20]而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乱伦禁律因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21]什么是文化?“文化(其首要意义在很长时间内与耕种土地有关)的目的是改良一种野性，不管是土地还是人的‘尚未开化的’野性。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可改良性就是使人摆脱对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群体所固有的精神顺从，进入文明状态。”^[22]

弗洛伊德(S.Freud)也认为外婚制是防止乱伦的最好办法。他甚至举出了一些奇怪的习俗来说明原始人对乱伦的恐惧。其中最普遍、最严格的是男子对其岳母的回避。例如在班图人(Bantu)中，习俗以男子与其岳母相见为耻，他必须避免与她交往，万一狭路相逢，岳母应当拔下小草象征性地遮住自己的脸以达到回避的满足。我们从这一例子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惟一能得出的结论是，“羞怯”也是“道德状态”的产物，所以当席勒说:“羞怯的温柔红晕可以解除他的武装”时，假如“羞怯的温柔红晕”是一种“审美状态”的话，那它已经在“道德状态”中发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