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绸、铁器、漆器、瓷器的西传

中国文明对旧大陆其他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中国发明的丝绸及其在古典世界的传播。丝绸是我国古代人民群众的伟大发明，中国的丝绸曾经在古代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古代世界人们的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丝绸约于公元前五世纪就开始外销。俄罗斯巴泽雷克、中国新疆鱼儿沟及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市西北均出土了相当于战国时代的中原丝绣品，是中国丝绸远销的早期实例。由此可见，中国丝绸很早就输送到了西方。根据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著作，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西方已经把中国称作“赛里斯”国。“赛里斯”国是由希腊“塞尔”“赛里斯”而来。“塞尔”是蚕的意思，“赛里斯”是蚕丝产地或贩卖丝绢人的意思。不少学者还认为，希腊的“塞尔”和“赛里斯”，就是由汉语的“蚕”字转化成的。中国出产的蚕丝驰名世界，所以赛里斯就成为中国的代称。

我国的丝织业发展到汉代时已经相当发达。在制丝方面，秦汉之际已经掌握了延缓化蛾的方法，或日晒杀蛹，西汉时则用沸水煮茧缫丝。这种获取长纤维蚕丝（蚕丝纤维一根可达800～1000米）的秘诀，国外在好几个世纪以后才逐渐知晓。织造方面，汉代出现了平织的织机和提花机。东汉画像石上的平织织机都有脚踏板，这项重要技术欧洲直到公元6世纪才开始采用。就织法而论，汉代丝织物品种较多，其中大部分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汉代则继续提高，不断发展。汉代的丝织物总称“帛”“缯”或合称“缯帛”，生丝称“素”，熟丝称“练”，具体的丝织品又各有专名（不同的丝织品名称，各有不同的组织结构、织造工艺、产品风格和用途）。汉代丝织品纹样的题材和风格也进一步多样化，在几何形的基础上出现鸟兽、云气、山水、文字等，诸种题材互相穿插组合，豪放活泼。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就出土有多种丝织品，图案多姿多彩。

汉代丝织品不仅品种繁多，品质精良，而且生产量也足以供应当时的大量外销。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说，葱岭东西各国“其地皆无丝漆”。汉代由于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丝织品不仅供衣着之用，而且成为重要商品大批西运，成为深受西域各国人民喜爱之物。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是中原丝绸西运的主要通道，沿途考古发现不少汉代丝织品遗物，在武威、敦煌、额济纳和新疆境内北道沿线的吐鲁番、库车、拜城、巴楚，南道的楼兰、尼雅等，都曾发现汉代彩绢、绮、纱罗。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肯科尔、撒马尔罕也发现汉代的丝织品。由此可见，到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大量的丝绸通过这条贸易通道源源不断输往西域、中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

两汉时丝绸的西传有几个主要途径：

一是充作军饷发给驻守西域的将士和充作旅费供使节作为支付手段，通过当地和沿途交换而传播西域。丝绸在新疆、中亚、西亚成为最受信任的通货和馈赠品。《史记·大宛列传》写汉使路经西域，途中被诸国刁难的情形，云：“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说明帛是用作旅费的。班固《与弟超书》云：“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则说明以丝织品交换西域特产。

二是作为贵重礼品，通过赠送给匈奴和天山南路诸国而流到国外。为了发展与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友好关系，有时也是为了缓解匈奴对汉朝西北边境地区的军事进攻，汉统治者不断赠给匈奴贵族以大量贵重物品，其中包括精美的丝绸制品。

三是官办贸易。从汉武帝时起，汉朝商使已经进入印度洋开展贸易，丝绸是汉使所携主要货物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后，武帝元狩二年（121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汉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大为开展。汉代运丝的商队通常由政府主管，称为使节。汉朝每年都派出大批使团，随带大量的牛羊、缯帛和黄金，用骆驼、驴、马做运载工具，跋涉于沙漠、草原和峡谷之间，和远方的塞人、大月氏人、希腊人、波斯人、印度人交换商货。从中国出发的商队，在前汉时代已经跨过阿姆河，进入里海北部、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北印度，有的到达了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甚至有的还抵达罗马，充当了赛里斯国的使者。据《史记·大宛传》的记载，他们往返一次近的要三五年，远的长达八九年。

四是外国商人的贩运，这是数量最大的外销。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说：赛里斯人“不与别人交往，坐等贸易找上门来成交”，罗马人“远赴赛里斯以换取衣料”。成书于公元一世纪末的拉丁文著作《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是一位定居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他曾到过锡兰（斯里兰卡）。据他记载，中国的丝绸在印度的港口装船。托勒密《地理志》第一卷引提尔的马利努斯，说有一位叫马埃斯的人，原籍马其顿，和他的父亲以经商为业，曾派遣手下的一批人到赛里斯经商。《史记》记载，西北外国使“日款于塞下”，中亚细亚和安息国人“善市贾，争分诛”。罽宾“实利赏赐贾市”，遣使至汉从事贸易。^[2]

汉代中国丝绸最远、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在张骞凿空之后，丝绸不断西运到大夏、安息，罗马人有机会接触到了丝绸。据西方史料记载，公元前53年克拉苏（古罗马执政官之一、叙利亚总督）率军与安息人在卡尔莱大战。罗马军团被围困，当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安息人突然展开了绣金的、色彩斑斓的丝绸军旗。这些摇曳的丝绸军旗，在正午的阳光下鲜艳夺目，使负隅顽抗的罗马军团眼花缭乱，惊恐万状，终于惨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丝绸军旗就是罗马人所见的第一批丝绸织物。

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说：“中国丝虽在公元前一世纪已发现于罗马，但丝之贸易，则须迟至公元后一世纪。且因西域交通中断，故由海道经印度而来。及公元后100年左右，班超征服葱岭东西各国，于是陆上交通再兴。布里尼乌斯（普林尼）谓中国输往之货以丝、铁为大宗，即指此时。”从欧洲古代人物造型艺术可知，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特别追求人体之美，在中国的丝和丝绸未传入欧洲前，希腊、罗马人缝制衣服的主要原料还是羊毛和亚麻织品，在纺织技术不甚发达的古代，这两种纺织原料织不出轻便合体、能够表现人体美的衣服。轻柔光亮、色彩绚丽的中国丝绸传入欧洲后，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赏和欢迎。中国丝绸在西方被认为是最上等的衣料。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人侵占叙利亚后，在这里得到中国丝绸，从而刺激了罗马人对中国丝绸的欲求，他们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丝绸在罗马是非常稀罕之物，在市场上的销量十分有限，价格昂贵，几乎与黄金等价。起初罗马人只能用丝绸制作花边饰品或襟边装饰。由于原料缺乏，罗马人甚至把零星的丝绸边料拆开，抽取其中的丝来用。在两个世纪之后，一位罗马皇帝才穿上了整套丝绸服装。据西方史籍记载，有一次恺撒身穿一件光彩夺目的绸袍出现在剧场，全场哗然，惊羡之声不绝于耳。

随着中西间交通的开展，输入罗马的丝绸越来越多，上层贵族开始有条件穿丝绸衣服。到罗马帝国初期，即中国东汉时，罗马人穿丝绸衣服已经蔚然成风。皇帝梯皮留斯曾下令禁止男子穿绸衣，以为那样女人气太重，以防止奢靡之风。但丝绸既然大量运入，此风禁而不止，锦衣绣服成为王室贵族风尚，连教堂也习惯于用丝绸做帘幕。皇帝图拉真虽曾禁止一切靡费，而丝绸贸易并没受到影响。中国丝绸备受罗马人的青睐，罗马作家培利杰提斯赞誉说：“中国人制造的珍贵的彩色丝绸，它的美丽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它的纤细可和蛛丝网比美。”罗马城内的托斯卡区开设了专售中国丝绢的市场，有叙利亚妇女以此为业而致富。到公元2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最西面的伦敦，风行的程度竟然“不下于中国洛阳”。到公元4世纪时，中国丝绸在罗马各地已十分普及，甚至平民百姓都穿上了丝绸服装。罗马历史学家马赛里努斯说：“过去我国仅贵族才能穿着丝绸服装，现在则各阶层人民都普遍穿用，连搬运夫和公差都不例外。”总之，中国丝绸西传后，罗马是丝绸热的中心，丝绸对罗马帝国及后来的东罗马帝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强烈的冲击波涉及方方面面，在罗马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丝绸贸易利润丰厚，所以无论是粟持人、波斯人，还是昭武九姓胡，都竭力控制丝路，以图垄断丝绸贸易。但他们都没有达到目的，直到8世纪中叶，陆上丝绸贸易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海上交通的兴起而渐趋衰落之时，回鹘人的绢马贸易则再次将其推向高潮。

唐开元、天宝之际，怀仁可汗在乌德鞬山（今抗爱山之北山）和温昆河之间建立牙帐，统治回鹘汗国。回鹘政权受唐册封，在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方面都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双方经济联系密切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绢马贸易”。回鹘经常以大量马匹换取唐的丝绢和茶叶。安史之乱后，由于回鹘帮助平叛有功，这种“绢马贸易”成为回鹘从唐取得的酬劳。762年，唐与回鹘约定每年向回鹘买马几万至十万匹不等，每匹马付绢40匹，病马弱马照数付价。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唐积欠马价绢达108万匹，后来马价又升为50匹绢，唐为“绢马贸易”承担了巨大财政赤字，807年才偿清历年积欠的马绢。(www.zuozong.com)

回鹘把“绢马贸易”中获得的大量丝绸，贩运至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中，由于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安西四镇也陷入吐蕃手中，丝路东段必须经过回鹘汗国，回鹘人成了葱岭以东最大的丝绢贸易中介商。回鹘人来往于庭州、弓月和碎叶之间的天山北道，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万匹缯帛向西运出。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丝绸要仰赖于中国，而中国丝织品运销欧洲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沿途的一些亚洲国家和民族的转运来实现的，其中就包括粟特人。

粟特人半农半商，以善于经商而著称，而中西交通的发展又为处在河中地区的粟持人提供了充分展示才华的条件。粟待人以经营国际中转贸易而著称，他们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都走得很远，足迹遍及西亚、中亚、天山南北、河西走廊，直至长安、洛阳和江南各地。他们从中国购买丝绸，然后倒手贩卖给波斯人、拜占庭人、印度人和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粟特人又顺便向这些民族购买兽皮、服装、香、马匹、宝石和琉璃器等运至中国，从中谋利。

粟特商队走遍天下，东西方之间的物质文化得以交融和传播。他们“不仅仅是出色的商人，而且是艺术家、手工业工匠、新宗教的传播者，他们不仅沿着中亚细亚的丝绸之路旅行和居住，而且在中国的内地和草原游牧人中间旅行和定居”。

汉代中国的铁器名扬世界各地，原因是冶铸技术先进，铁器精良。汉代有不少铁器输出，主要是因战争而传入西域的兵器。安息也从中国输入不少铸铁产品，包括长把平底铁锅和一般锅以及各种钢铁兵器，运输路线其中一条就是经陕、甘、青、新的丝路，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列传》中称安息骑兵的武器为“木鹿武器”，木鹿城在安息北部（今土库曼斯坦），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中国钢铁还通过安息流入西方，传到罗马。罗马学者普林尼在其著作中称：“在各种铁中，赛里斯铁名列前茅。”

漆和漆器的输出也是汉代与西域交流的内容。中国产漆和漆器很早，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瓜棱圆木碗，饰有朱红生漆，是所见最早的漆器。造漆和漆器工艺在战国时代早期还是木器业的附属部门。战国中期以后开始脱离木器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已经发明了髹漆，饮食器具、日用容器、乐器、武器，以至棺材，都用髹漆。髹漆不仅可以增强器物的防腐性能，而且可以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案，使器物成为各种工艺美术品，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

西汉的漆器技术独步世界，制漆和漆器业有很大发展。漆器手工业在汉代达到黄金时代，漆器在当时被视为珍贵的工艺品和日用品。除了官营之外，亦有私营制漆和漆器业。政府在蜀郡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

我国是陶瓷的故乡。唐代前期的繁荣，使得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瓷窑大量增多，制瓷工艺也有长足进步，陶瓷制作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在唐代，我国瓷器已经形成了以青瓷、白瓷分类的南方越窑系和北方邢窑系，其质量之高令人惊叹，最早到中国游历亲眼见到制造瓷器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印游记》中说：“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出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头可以看见。”这正是所谓“青瓷如玉，白瓷如雪”。唐代还生产具有国际影响的唐三彩陶器和神秘的秘色瓷。瓷器从唐代中晚期开始已列入外销的大宗货物中，是仅次于丝绸的外销商品。在伊朗出土了许多中国古瓷，遗址遍布东北、中部和西北部及南部地区。在东部的内沙布尔发掘出唐万年壶一把、邢窑白瓷壶一把，还有长沙窑瓷壶残片及越窑瓷罐等很多唐瓷文物。另外伊拉克、北非埃及、东非坦桑尼亚都有唐瓷出土，充分说明了唐代外销瓷器不仅范围广，而且数量也相当大。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和贸易的高峰。这时，全国各地因生产工艺水平的提高已形成各大名窑，生产琳琅满目的名贵陶瓷。五大名窑中的“官窑”设在汴京、杭州，以贡瓷为主，产品细润，剔透而色青中微红；“汝窑”青瓷色似雨过天晴；“均窑”彩色釉瓷中的胭脂、朱砂瓷是上品；“定窑”的“粉定瓷”“红定瓷”是北方的名瓷，苏东坡誉为“定州花瓷琢如玉”；越窑系中的龙泉瓷更是四海闻名。此外一大批名窑也崭露头角，如景德镇、吉州窑、瓷州窑。继宋之后元、明的瓷器生产又有新发展，他们烧制的青花、五彩、秞里红、斗彩瓷今天已成为珍品。

我国的陶瓷以其高超的工艺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并且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后盾向世界各地出口。中国陶瓷通过陆路和海路运销世界各地，陆路就是西北的丝绸之路，从长安或洛阳、汴梁出发抵葱岭内外西域地区，然后分途南下印度次大陆；西去索格狄亚那地区、两河流域、地中海地区。当然，中国瓷器外销是以海路为主。

伊斯兰世界见到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在阿拔斯朝。阿布·法德尔·贝哈基在1059年写成的著作中，提到早期中国瓷器运往巴格达的情景，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9年）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哈里发哈仑·拉希德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多达2000件的中国民用陶瓷。这在哈里发宫廷中是从未见到过的。这些瓷器中有碗、杯、盏、瓶、壶，是由骆驼队通过丝绸之路运送的。中国瓷器在波斯湾、阿拉伯半岛沿海各地都是极受喜爱的贵重物品，极为畅销，不少阿拉伯商人从事贩卖中国瓷器而发了大财。伊斯兰诗人都以珍藏华瓷为荣，有位诗人因他的羊把“纹饰中凝结着非凡才智的中国瓷碗”撞碎了，他一气之下，竟把他的羊全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