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法国50年来的藏学研究

安娜—玛丽·布隆多

旅游和通俗读物

某些探险家的故事和通俗读物，激起了法国大众对西藏的兴趣。

由于受西藏陌生地区的吸引，巴科在两次探险中跑遍了湄公河流域的部分地区，于1909年在巴黎出版了《在西藏边陲地区》一书。然后，他又到了打箭炉西北部的雅砻地区，继而又转向东南。他于1921年在巴黎出版了《动乱的西藏——访西藏富饶的果洛地区》一书。巴科在这次旅行中除了学会藏语之外，还带回一批颇为丰富的书籍、绘画和其他搜集物。他用这些资料丰富了集美博物馆和亚细亚学会的收藏品。

吉博和利奥塔尔也在西藏东部地区进行过两次探险，他们对所经过的地区都作了测绘，并搜集了关于西藏民族的人类学资料。吉博于1947年在巴黎出版了《果潘和色达》一书，介绍了他们的第2次探险。利奥塔尔在这次探险中遇难了。

大卫—妮尔于1927年在巴黎出版了《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一书，以不同的观点介绍了西藏的景物奇迹，因此把许多好奇人的目光引向了西藏。许多西藏学论文都引用了该书的观点。

在西藏最终不对外国人开放时，佩塞尔对木斯塘地区进行了考察，于1968年在巴黎出版了《境外的藏族王国——木斯塘》一书。在这次旅行中，佩塞尔会见了西藏的叛乱分子，这些人的回忆是他于1972年在巴黎出版的最新著作《西康的骑士》的基本情节。该书试图追述自1950年以来昌都地区叛乱的历史。

有关西藏的通俗读物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好评。石泰安于1962年在西藏出版的《西藏的文明》是最重要的一本书。1957年巴黎出版的拉尔的《西藏的宗教》一书，表明她更为喜欢密教和敦煌文书写本。1962年巴黎出版的巴科的《西藏历史概论》概括地介绍了西藏历史，是法国撰写西藏通史的第一次尝试。这些作家和其他的西藏学家，都为某些集体作品和百科全书作出过贡献。

大卫—妮尔以她大量的作品介绍西藏的某种神秘主义，她相继在巴黎出版了两卷著作，即1929年的《西藏的神秘主义者和巫师》和1930年的《喇嘛教奥义传授仪式》。她还第一次全面介绍了《格萨尔史诗》，其中两本有关格萨尔的书是1931年摘译的《岭王格萨尔非凡的一生》和1952年翻译出版的文学和宗教文献选《未刊的藏文文献》。

图书目录和书目提要

藏学家们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对巴黎各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进行编目。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拉露，她对大部分收编入《甘珠尔》中的《陀罗经》经文的5种藏本，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它们在重要经典汇集形成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她为这些文献编了目录，这就是1931年巴黎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文文书目录》的第4部分《论藏》一书。她还为《丹珠尔》编出了索引，即1933年于巴黎出版的《根据考狄的目录编制的<丹珠尔>索引》，这是对考狄1909—1951年所编写目录的必不可缺的补充。但拉露的主要作品是对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由伯希和带回法国的敦煌藏文文书卷子的编目和翻译，巴科曾协助她进行这一工作。拉露艰苦劳动的成果是分别于1939、1950和1961年在巴黎发表的3卷《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巴科于1924年通报了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收藏的藏文书籍，并编写了目录。这就是1924年发表在《亚细亚学报》中的《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坎斯塔搜集藏文书籍的书目》。

关于书目提要，这里还需要重提一下拉尔女士。她一生中积极推动编撰《佛学书目》。在藏文佛教书目提要方面，她写了许多关于研究《甘珠尔》的书面提要，还研究了宝积部的经文，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藏译本》。最后，她还翻译出版了保存在《丹珠尔》中的《登迦尔目录》，这是一个9世纪初已经翻译的经文目录。她把这份目录与《甘珠尔》原文作了对照，并于1952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佛教文献》。

另外，巴科于1954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2期中，发表了《西藏藏文典籍的标题及题跋》一文，他刻苦地翻译了67部著作的题目和题记，这是对书目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弄通题记的宝贵指南。

敦煌文书写本

人们很早就懂得了敦煌文书写本对研究古代吐蕃的重要意义，可是对文书写本的语言，至今尚未进行全面研究，只是在有关其他主题的著作中被偶尔提到过。在这一题材方面，拉露发表过一些文章。石泰安除发表过《从故事到礼轨书》之外，还为《西藏的文明》写过某些章节。他于1970—1971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过有关藏文韵文格律诗体分析的课程。拉露还写过几篇有关具体情节的文章，如1933年同普尔祖鲁斯基合写的《西藏的da-drag》和1935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的《古代吐蕃的苯教徒》等。

敦煌文书的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对研究经典文献史和西藏佛教形态都有意义。在经典文献史方面，拉露写了许多全文介绍《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文章，如1954年在京都出版的《在敦煌发现的最古老的西藏画卷》，196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的《收藏在敦煌的十万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藏文写本》。比肖夫研究并翻译了《摩诃跋兰那莫大乘经》的许多藏文写本和保存在中国《三藏》里的译本，其研究结果发表在1956年巴黎出版的《关于佛教密教中的小神的研究，神圣的摩诃跋兰那莫大乘经》一书中。1938年他于《印度历史研究》季刊第14卷上发表了《敦煌的迦兰迦经的序言》和1949年发表的《高地亚地区宗教信仰中死亡的道路》等文章中，拉露翻译并注释了关于六字真言和观世音的非经典性文书。她在这些文书写本中发现，习惯上称呼请的观世音并不是著名的“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

从1939年起，拉露就关心有关中国禅宗的写本。戴密微在《吐蕃僧诤记》一书中重新对这些写本进行了权威性的研究。拉露女士先出版了描述莲华生的传记及其宗教继承人的一卷写本。1939年，她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禅宗发展的藏文资料》中认为，莲华生是上面所提到过的《登迦尔目录》的编纂者之一。1961年，她又在《亚细亚学报》上翻译了一篇禅宗教义的文章《菩萨经典〈法王经〉》。

麦克唐纳夫人从一篇关于阿耨达湖和从该湖发源的4条河流的写本中，找到了对“四天子”理论的首次记载，这一点在晚期的文献中得到了广泛证实，人们也在这一写本中找到了与西方有关系的《格萨尔王传》的首次记载。麦克唐纳夫人又在有关阿耨达湖的玄奘的《西域记》里找到了这一理论。她于1962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在西藏流传的“四天子”理论的考释》，认为玄奘及其弟子们的翻译作品，对西域地区有直接影响。

拉露女士于1936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藏文的罗摩历史》一文，指出了巴黎也收藏有《罗摩衍那》史诗的两个写本。巴勒比尔在对收藏的各种写本进行研究和对罗摩历史的各个阶段进行总结后，翻译并出版了巴黎所收藏的写本之一，即1963年巴黎出版的《根据敦煌写本看藏文的罗摩历史》。戴琼在作了某些修改之后，翻译出版了《藏文罗摩历史的残卷》，收在纪念拉露女士的藏文论文集中。最近，他又对藏文的《罗摩衍那》及其历史进行了全面考证，写出《罗摩衍那的藏译本》，于1972年发表在《通报》第58卷中。

巴科1956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题为《五名回鹘使者对高地亚洲北部地区的考察》，巴科认为该报告原文是用突厥文写的真实的行记，后来才被译成藏文。克洛松1957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关于伯希和收藏品中的Pt.1283号藏文写本》，他认为它首先被译成汉文，后又译成藏文的，但并不怀疑文献的历史真实性。李盖提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发表了《论〈关于北方王国的报告〉》一文，认为原文本身并不是根据作者亲眼所见写成的报告，而是对所流传的有关北方居民（通商大道交叉点的居民）的资料汇集。

敦煌写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历史文献。这些文献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吐蕃古代史，而在此之前只是通过晚期的资料去了解西藏古代史的。早在1924年，哈干就发表了《10世纪的梵藏文文献汇编》，其中包括一份10世纪末以前所有的吐蕃赞普的名册。但最重要的出版物是1940年巴科、托马斯和普散3人联袂发表的《有关吐蕃历史的敦煌文书》，它包括644—763年的吐蕃王室大事纪年，原件一部分存在伦敦，另一部分则存在巴黎。此外，文书中还包括一份《赞普世系牒》，并附有从神话阶段的赞普及其祖先一直到朗达玛的王统世系表以及某些史诗。

麦克唐纳夫人最新的一篇论文是她于1972年发表在《拉露纪念文集》里的《关于伯希和Pt.1286、1287、1038、1047和1290号藏文文书的解释》，该文是论述松赞干布时代王室宗教中的政治神话的形成及其运用。这是一篇很全面的论文，它超越了历史的范围，对佛教以前的宗教具有全新的看法。该作品的第一个目的是把古代藏文文献中的和晚期传说中的松赞干布进行比较。根据伯希和藏文文卷Pt.1038—1290号以及其他文献，她指出了这部纪年使用了一系列的编年表及许多神话故事，其中包括《王统世系牒》，她也曾单独指出过该世系牒的意义和作用。拉露于1965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的《古代吐蕃王统世系》中，曾发表了几节《王统世系牒》中的资料及第一个赞普和6个原始部落的资料。她同样也是依靠非历史性的资料编制了松赞干布统治和征服象雄的年表。在这些非历史性资料中，就有一篇很长的占卜写本。

我还需要提一下两位汉学家对西藏历史研究的贡献。其中之一是1961年于巴黎发表的伯希和遗著《西藏古代史》，这是伯希和翻译的唐代史书中有关论述西藏的几卷，另一部戴密微于1952年在巴黎出版的《吐蕃僧诤记——公元8世纪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徒对禅的争论》。这部著作对西藏学家们尤为重要，因为它对依据晚期西藏历史学家们的资料，而形成的对古代吐蕃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戴密微澄清了许多有关西藏历史的紊乱观点。

行政管理和贸易方面的文献是对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补充，这类文献在敦煌特藏中是相当丰富的，拉露多年的教学也是有关这一课题的。她发表了敦煌石窟中的两件写本，一件就是她于1940年在《印度史研究》季刊上发表的《有关法施的藏文文献》，内容是9世纪根据最后的信佛赞普的王诰，而在敦煌制订的文献的抄本；另一件是于1955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的《8世纪大蕃官员请求复职呈文》，拉露女士认为这是在794年举行的一次大会的记录，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吐蕃中心之外地区任职的藏、汉官员请求复职的呈文。

在另一个领域中，敦煌写本主要是有关前佛教时代吐蕃的宗教，即苯教的。其大量的写本是直接或间接地论述殡葬仪轨的。1952年，拉露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王室殡仪中的苯教仪轨》的长文。石泰安于1970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有关西藏苯教徒殡仪的一篇古文献》一文，他在文中介绍了论述殡仪的另外两卷写本。石泰安在《关于西藏的史诗和说唱艺人》一书中指出，这些写本说明了西藏佛教的传统修持。占卜的写本也很多，其中一部分已由托马斯在《古代民间文学》中发表了。麦克唐纳在《关于伯希和Pt.1286、1287、1038、1047和1290号藏文文书的解释》一文中，曾提出过一种对这些占卜文献进行临时分类的办法。她在该文中还指出了，吐蕃在佛教形成之前的全部信仰，特别是对王室宗教的最新看法。她责备人们不应该把古代宗教称为苯教，她认为在敦煌文书和碑铭文献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种提法。在所参阅的文献中，苯教是一种仪礼，苯教似乎是专门从事这种仪礼的人员。

麦克唐纳还指出吐蕃赞普崇拜的主要神灵是神山。她还确定了它们的本质以及和其他神灵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晚期的文献中随时都可以得到证实。她还研究了作为赞普权力基础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赞普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第一个国主，是下凡的占卜之神。因此他们就有两种神奇的本领，即魔术和布施。麦克唐纳也分析了其意义。第二条原则是以经典的永恒不变为基础的。这一重要术语在已经发表的所有文献、写本或法令中，都有所记载，但直到那时为止却一直被西藏学家们所忽略。麦克唐纳指出了这一术语是指神权政府的制度，更具体地说是由第一个国主引入人间的占卜神，这种制度同时主宰着社稷、宗教和社会。它在人间仿效由占卜神建立的经典，占卜神是世界的缔造者，决定着宇宙的秩序。麦克唐纳对敦煌藏文写本所作的最新分析，可以使人看出古代宗教的指导原则，从而能使我们把至今所掌握的关于殡葬仪轨的文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她还强调了这一宗教同佛教是完全不同的，并且认为松赞干布是这一宗教的创始人，进而从这种宗教中看到了汉族观念对西藏的影响。这部著作在西藏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

某些论述古代吐蕃医学的文书卷子，分别藏于巴黎和伦敦，它们还没有被人研究过。拉露发表了包括两幅解剖手术图的一部残卷。她于1941—1942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的《藏文医学文献》中，认为这是一卷论述针灸的文献。

语言、语法和词汇

时至今日，法国没有任何经过培养的专长于藏学的语言学家。在藏语学方面，只有某些偶尔发表的著作，而其作者都是更热衷于其他学科的西藏学家。所以，拉露于1950年总结了她对文献研究的经验，为其学生们出版了《古典藏语基础教材》。它至今仍是一本很适用的教材，尤其在语言翻译问题上更是如此。

巴科是以翻译和出版全套藏文语法而开始其藏学研究的。1928年，他在巴黎出版了《通米桑布扎语法三十颂》一书。沃斯特里科夫在《古代史通报》第8卷第1期中，发表了《对马内斯〈西藏书目学〉的纠正和解释》，文中对巴科选择的题材作了批评。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巴科，他的作品不只是在法国，也是西方最有价值的藏语语法入门书籍。

他于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藏语语法》第1卷。书中摈弃了其他西方文人编写藏语语法的方法，即那种从欧洲语法类型出发，并试图在藏文中找到同样类型的做法，而提倡根据西藏人对他们自己的语法研究进行论述，他于1948年在巴黎出版的《词法引得》中补充了这种论述。巴科对藏语词汇学的贡献，首先是他1912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的《藏文草写体文字》一文，该文论述了藏文草写体的规则，并附有700个词汇的翻译及手抄缩写体形式。1930年，他还在巴黎重版了策仁旺吉的《藏—梵辞典》。(www.zuozong.com)

法国只有很少的人研究过西藏方言。关于藏语的书面语言，石泰安于1971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58卷中，发表了《苯教组织的象雄语》一文。他指出应该谨慎地对待现在的苯教徒，以及某些欧洲人认为是属于象雄语的词汇研究，因为这种词汇的一部分是由藏语贷入或译来的。米戈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关于现代西康地区各种方言的论文，题目为《论西康的藏语方言》，他说明了西康方言比安多方言差别更大。

历史书籍和文献的出版

石泰安在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中，于1956年发表了《木刻版本中的岭格萨尔史诗》，这一木刻作品讲述了史诗的开始部分，从序言到格萨尔加冕为岭王。现在所流传的《格萨尔王》史诗的形成时间还不太清楚。石泰安于1962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西藏史诗的古代资料——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他从14世纪的《灵犀宝卷》中发现了《格萨尔王》史诗形成史中的第一个里程碑。石泰安于1961年在巴黎发表了《拔协—桑耶寺的古代史》，它是一部伪造的历史资料的新版本，西藏史学家们在谈论赤松德赞的统治和桑耶寺修建时，都引用过这一文献。

麦克唐纳于1963年发表在《亚细亚学报》上的《读王廷记事文书的前言》中研究了《王廷记事》一书。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对研究萨迦派和格鲁派时代的西藏历史更为重要。另外，她对西藏的历史学体系、对某些弘法家族的历史、对大司徒菩提幢继承者的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目前对口头文学的研究尚很少。麦克唐纳根据几个写本翻译并出版了其中21则鬼语故事，题目为《关于研究西藏通俗文学的资料》，分别于1976年和1972年在巴黎出版了第1卷和第2卷。

最后，拉露提出的影印发表研究古代吐蕃最重要敦煌文书的计划，已于1973年得到实现。

佛教文学

法国有关藏传佛教文学方面的著作，主要集中于《格萨尔王》史诗、戏剧、瑜伽行者和神谕文学。

石泰安于1959年在巴黎发表了对《格萨尔王》史诗的权威性博士论文《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他纠正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成见，特别是对史诗起源问题的成见。他指出这部史诗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佛教的产物，它也不是从世俗民众中诞生的，而是从喇嘛教中诞生的。石泰安说明了史诗中某些术语和神话英雄的名字来自国外，罗马或东罗马帝国的恺撒，成了西藏史诗中的格萨尔（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在我国藏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译者）。他指出格萨尔从北方迁移到西藏东部的“岭”，还指出了格萨尔各方面的特点。他认为格萨尔具有双重人格，既是淘气的孩子，又是讲究荣誉的国王。他还指出说唱艺人的特点是在惶惶不安中吟诗的。他认为：创作史诗的背景也是宗教性的。对史诗创作有影响的教派是噶举派、噶当派和宁玛派，史诗的作者也可能是从这些教派里产生的。他还认为《格萨尔王》史诗的基调是折中主义的，它不是一部完善作品，而是一部启发性的作品。它对任何新的创作或修改都是开放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版本的缘故。如果对它的分析在历史方面是属于古代的题材，那么在17世纪初以前，人们就不会发现有关岭王格萨尔的记载了。石泰安的这部书以其方法的新颖和知识的渊博，而形成了法国藏学研究中的主体著作。

好几个藏戏剧本已由巴科译成了法文，其中一部分是大众性的，如1921年巴黎出版的《西藏的三种奥义》。他的其余译著都附有注释，是面向专家们的。如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刊登的《赤美衮登的故事》的译本和1957年巴黎出版的《亚细亚学会丛书》第2卷第14期上刊登的《苏吉尼玛》等译本。

青年人莲花旭光（白玛文巴）的传记正准备由布伦多翻译出版，主人公出生在莲华生之前。巴科在巴黎翻译了《藏族诗人米拉日巴的传记——罪孽、苦难和涅槃》，1937年又翻译了《玛尔巴传》的摘要，在巴黎出版了《玛尔巴译师传》一书。石泰安不畏任务的艰巨，全文翻译了那些“疯子”上师之一的传记，于1972年在巴黎出版了《瑜伽行者珠巴衮雷的生平和诗词》。

大量的神谕文学作品也很少有人进行过研究。巴科翻译了保存在《玛呢宝训集》中松赞干布传记的一段，题名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公主和亲考》，收集在1935年布鲁塞尔出版的《汉学和佛学论丛》中。

图森在1935年巴黎出版的《莲华生遗教》的译本中，把莲华生传译成了一首有力的抒情诗。布伦多在研究和比较了《金钥匙》一书的有关段落以后，对属于莲华生范围内的《五部遗教》的第一部进行了摘译，这就是收入《拉尔纪念文集》中的《神鬼遗教》。

历史和宗教地理

石泰安在许多文章中都竭力说明，西藏东北部的民族迁徙有意无意地引起了神话故事和地理名称的变迁。他于1915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第1期中，发表了《木雅与西夏——历史地理和古代的神话》一文，他根据藏文、汉文、蒙文和西夏文的资料而说明，在古代（唐代）木雅就位于今天的西康地区，在打箭炉的西北，也就是指后来的西夏国土的一部分。当西夏王的后裔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成吉思汗断绝关系时，西藏人就允许西夏人定居在西藏羌塘境内。石泰安把有关西夏和木雅第一个祖先的传说以及它们最后的国君与白哈尔神的资料进行比较以后，发现它们在题材和人名地名上的传统关系。对于后者，石泰安也指出了存在于民族和当地神仙种类之间的联系。他于1966年在《为戴密微祝寿的汉学论文集》里发表了《有关西夏和木雅的藏文新资料》一文，为此问题提出了新的藏文依据。

在《木雅与西夏》一文中，石泰安简单和草拟了一篇关于西藏古部落某些民族的论文，这些部落习惯上被认为是原始部落。1957年他在巴黎出版的《汉藏走廊古部族》一书中，重新谈及了这些问题。他概述了晚期藏文资料中有关这些部落起源的各种传说，但是很少有能够确定这些部落地理位置的原始资料。在对所有这些民族一一做了研究，分析了民族与宗教观念的重叠之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在古代，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西藏的东北地区，但这些民族和有关他们的传说，却都集中在西藏的中部地区。石泰安认为这种事实是原来的羌族人向西藏中部地区迁移的结果，这些人对古西藏的形成作出过贡献。

在另一个领域里，麦克唐纳于1970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57卷上发表了《曼垄古茹的如来藏》一文，文中以广阔的视野重新整理了关于如来藏窣堵坡位置的已知藏文资料。为此，他把隆多喇嘛（1719—1794年）对该佛塔的论述，列入了有关宗教和文学的范畴中去了。他分析了有关隆多喇嘛的资料，并在隆多喇嘛前前后后的藏文资料中，寻找有关这个佛塔的记载。另外，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时轮”传入西藏时代的有价值的论文。该文认为，许多藏学家习惯上都认为，“时轮”是1027年传入吐蕃的，实际上它是密教传入西藏的时间。

宗教表现

石泰安于1937年翻译并出版了《西藏的33根占卜签》，表现出他对西藏本地的其他神鬼，如山神、药王、龙、精灵、水魅、魔怪等，也很感兴趣。在谈到这些神学的名字的时候，石泰安在神学词源研究上迈出了第一步。他于1940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1卷中，发表了《西藏的词源考释》，继续进行了这一研究。

最近，石泰安又查阅了宗教词汇的真正内容，认为这些词汇与西藏佛教，汉族的“禅”有共同性，这就是他于1969年发表在《宗教史杂志》上的《关于汉语和藏语术语考释之偶感》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

石泰安在《亚洲艺术史》第4卷第3期中，发表了《远东建筑术和宗教思想》，1957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又发表了《远东和高地亚洲地区的住宅、社会和人员》，文中说明了远东和上亚地区住宅的特征，并指出了这些地区有关住宅的宗教概念是一致的。

石泰安于1957年在桑蒂尼克坦的《纪念文集》上发表了《喇嘛假面具舞蹈中林加和灵魂的理论》一文。作者阐明了在跳假面具舞蹈时的一种主要仪式。

科学和美术

属于这个专栏的各个学科，在法国的西藏学研究中代表性很小。

菲利奥扎于1937年在巴黎发表了《呼缚拿的鸠摩罗怛特罗》，作者在文中使用了几段由梵文或土话译成的藏文医学著作。

兽医技术是以布隆多专心研究养马术和马兽医的论文为代表，她根据的也是敦煌文书。布隆多于1972年在巴黎发表的《关于研究养马术和医马术的资料》一文中也分析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同期的或晚期的印度著作。

吉博和利奥塔尔第2次探险中获得的民族学资料，在奥利维埃的帮助下业已出版。这是在比歇发表了他从印藏边界地区，锡金和孟加拉北部地区搜集到同类资料之后，所发表的另一篇论文。详见1965年巴黎出版的比歇、吉博和奥利维埃合著的《西藏民族学论文》。

关于图像学，图齐的《西藏的画卷》在法国是无可媲美的。此外还有拉露关于绢画的单行本以及各种大众读物。哈图根据吉美博物馆的藏文收集品绘制了《喇嘛教的神话》，于1928年发表在《亚洲神话画册》上。法国还出版了几本画册目录，其中包括1932年发表在《利奥西杂文集》中的《洛奥收藏的藏画》，1936年由帕斯卡利在河内发表的《菲诺博物馆中的藏文收集品》，1966年马诺发表的《吉美博物馆》。马诺于1954年在巴黎出版了《西藏绘画、艺术和考古学收藏品》。

法国对西藏音乐学研究的代表作是埃利费的作品，他发表过《从〈格萨尔史诗·赛马称王〉看西藏史诗中的歌曲》的学位论文，对《格萨尔王》史诗中有关《赛马称王》中的歌曲作了分析。

（译自《亚细亚学报》1973年第1—4期）